柳树街去，那条街上的人倒是敲白铁的世家，手艺比老特务他们要好得多，但是带着那些东西走那么多路，毕竟是不方便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特务是在体育场旁边的街心花园里，大约是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天。有一群老人在街心花园里打纸牌，我看见一个戴耳朵套子的老头坐在人群里，格外醒目。那是一对紫红色的绒布做的耳朵套子，这稀奇的东西逼你向他的主人多看两眼，我认出了他。老头气色不错，模样没有变得更老，当然也没有变年轻，我认出他以后就下意识地躲开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害怕撞见这个老人，但是他的那副耳朵套子确实太滑稽太招惹人了，我走过去又退回来，假装看他们打纸牌，目光忍不住地落在那副耳朵套子上。我在猜老头为什么要戴这么个玩意儿，春天了，天气一点也不冷，别人的耳朵都大大方方地沐浴着阳光和春风，他为什么非要戴着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

    我对老头的耳朵套子很敏感，敏感了就会多虑，会不会我们兄弟俩当初把他的耳朵揪坏了呢？这份疑虑使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我和我哥哥曾经谈起老特务和他的耳朵套子，他居然是一副惘然不解的样子。我是记得那老头，他敲白铁嘛，手艺不错。我哥哥瞪着我，眼神中充满了被羞辱后的恼怒，你说我打他，打过他的耳朵？造什么谣？我什么时候扁过老头的？我以前是好打架，可怎么打也打不到个糟老头身上，怎么打也不会去打人家的耳朵呀！

    我不敢确定我哥哥是健忘还是故意抵赖。往事都一样蒙着岁月的灰尘，有的部分清晰，有的部分模糊，就看风吹过后灰尘是越积越厚还是悄然消失了。我哥哥的态度起初让我吃惊，最终却是令我感到轻松的。既然他已经把那年夏天在白铁铺发生的事情忘了个精光，我何苦非要对一次青少年时代的恶行耿耿于怀呢？我们兄弟俩的感情一直很好，不仅如此，在许多事情上我们是同盟，比如对待家里的那些破烂，母亲怎么也不舍得扔，谁扔就要跟谁拼命的样子，而我们兄弟俩经常在一起密谋，如何让那些破烂自然而必要地消失，又不伤害母亲的感情。

    消灭旧水壶的事情是我干的。有一天我在厨房里帮母亲准备未婚妻第一次登门的晚餐，我母亲的目光落在那把水壶上。春生，去烧点水。在母亲的命令发出之前，我突然感到了一种极度的冲动。我冲出门去，骑上车到百货商店买了一把新上市的不锈钢水壶。回家后我就把那把黑糊糊的旧水壶沉到了护城河里，母亲追在后面骂我，我不管，我蹲在河边的石阶上，看见沉重的旧水壶坠入深水时泛出了无数的水泡，我感到自己沉浸在某种残酷的享受中。说起来奇怪，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恐惧其实可以找到解决的途径，有时只是举手之劳，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怕水壶烧开水的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