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孕了，宣传科就写点计划生育小知识。就这么点事情，一共有十来个科员轮流干。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每天早上泡好自己的茶，再帮科长泡好茶，然后，摊开一张《戴城日报》，坐在办公桌前，等着吃午饭。宣传科的窗台上有一盆仙人球，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仙人球上，有一道影子像个日晷，上午指着我下午指着我对面的科长，午饭时间它应该正好指着科室的大门。如果你每天都有耐心看着这个日晷，时间就会非常轻易地流逝。

    其实，在宣传科里看日晷，是件非常不浪漫的事。那时候有女孩子问我：“路小路啊，你的理想是什么啊?”我就说，我要当个诗人。我心里想去宣传科，嘴上说的却是想做诗人。为此我也写一点诗，拿给女孩子看。她们看了之后说，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听了这种表扬居然还觉得高兴。她们又说，路小路，你这么有文采应该进宣传科啊。这句话点了我的死穴，我只好说，学历不够，看样子做诗人比进宣传科容易。

    我说，理想这个东西，多数时候不是用来追求的，而是用来贩卖的。否则，我二十岁的时候，怎么会对那么多的姑娘说起我的理想呢?当时我是学徒工，干体力活的，按理说，这种人天生没理想，脑子像是被割掉过一块。我当时为什么会有理想，自己也说不清，大概割得还不够多吧。

    张小尹快活地说：“小路啊，你现在很失败，你既没当成诗人也没当成科员!”说完，她把喝空的奶茶杯子放在了我的头顶上。

    我读中学的时候，数学成绩很差，解析几何题目做不出来，看见象限上的曲线只觉得像女人的乳房和屁股。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学，同学就去告诉了数学老师。数学老师说：“路小路的人生观有问题，只有悲观的人才会把曲线看成人体素描。”以后他每次在黑板上画曲线，都会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对我来说，数学老师的话像个谜语。中学的政治课上讲的都是主观客观、唯心唯物、剩余价值之类的问题，一般不讲悲观和乐观，所以我搞不明白。起初我以为他在扯淡，我们那个中学是普通高中，用的课本都是乙级本，有人说读这种课本想考上大学就像用柴油发动机想飞上月球，完全是一纸荒唐梦。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去工厂做工人，比较高档的是去做营业员，当然也有在马路牙子上贩香烟的。这种学校的数学老师，你能指望他说出什么金玉良言呢?

    当时我的选择是：第一，去参加高考，然后等着落榜；第二，不参加高考，直接到厂里去做学徒；第三，不去做学徒，直接到马路上去贩香烟。我爸爸当时经常教育我：“小路，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只能到马路上去贩香烟了。”每逢这种时候，我就会反问他：“爸爸，我要是好好学习呢?”

    我爸爸说：“那你可以去厂里做学徒工。”

    我说：“爸爸，做学徒工还得好好学习啊?”

    我爸爸说：“你以为学徒工那么好做?”

    我必须重点说明，我爸爸是戴城农药厂的工程师，他一辈子跟反应釜和管道打交道，然后生产出一种叫甲胺磷的农药，据说农村的妇女喝这种农药的死亡率非常高。我爸爸过去是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挺清秀的，在车间里干了二十多年，变成了一条胡子拉碴、膀大腰圆的壮汉，乍一看跟工人师傅没什么区别。那几年他虽然处于生理上的衰退期，但毕竟还没跨过更年期的门槛，肌肉依然发达，脾气却越来越坏，打我的时候下手非常狠毒。我碍着我妈的情面，不敢和他对打，以免他自尊心受挫。

    我和他讲道理，说：“爸爸，关键是我并不想当工人。哪怕做个营业员，总比当工人强吧?”

    我爸爸说：“你要是做营业员，我就帮不了你了。你要是做工人，将来还有读大学的机会。”

    我爸爸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