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由普通轿车护卫、引导着的红旗轿车开出中南海，经长安街转过木樨地北行，在钓鱼台国宾馆东大门减速，左拐弯进入大门。两边的警卫举手敬礼。院子里已经停了四辆小轿车：一辆坐着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一辆坐着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一辆坐着中央文革顾问康生，还有一辆坐着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和中央文革成员姚文元。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都在这里了。红旗车停稳后，副驾驶座位上的警卫迅速下车拉开后面的车门，从车上走下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他冲那四辆车挥了挥手说：“咱们就走吧。”

    江青打开车窗，从里面探出头，招招手说：“走吧。”周恩来上了车，警卫刚准备关车门，江青又将头探出车窗，喊道：“等一等，我和总理坐在一起。”说着，她便下了车，向周恩来的车跑去。警卫关上了右侧车门，又拉开左侧车门，照顾江青上了车，以极轻捷灵敏的速度坐到司机旁边，关好车门。车队启动了。

    周恩来有坐车办公的习惯，身旁经常放着一摞文件。这时为江青腾地方，就把文件收起来放在腿上。江青说：“影响总理办公了。”周恩来用他通常的幽默而又不失严肃的口吻说道：“和江青同志谈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办公。”江青笑了，她从来喜欢得到男人的赏识与恭维，特别喜欢那些出色的、有地位的男人对她的赏识与恭维。周恩来顺手将一个有一定厚度的松软而又光滑凉快的草席垫从自己身后抽出来，垫到江青腰后，江青对这样的照顾十分满意。

    从三十年前她到延安起，党内高层人物中就很少有人像周恩来这样给她关照的感觉。

    周恩来对待任何人、处理任何事之得体、周到，是难以挑剔的。记得她在延安和毛泽东发生冲突时，没有别人可以诉说，便去找周恩来。周恩来总是耐心地倾听，和蔼地劝解，严肃地批评。当她心平气和后对周恩来表示感谢时，周恩来会非常郑重地说：“我是主席的管家，这些小事应该我帮主席解决。说我周到，我周恩来姓周，做事就应该周到。”这时，他就会像刚才那样幽默而不失严肃、爽朗而有节制地笑了。

    江青注意到，周恩来今天穿着一件白衬衫，并随身带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中山装，刚才连同文件一起放在后座上，现在都放在了腿上。想必一下车就会穿上它，整装出现在公众场合。对于这个大事、小事都一丝不苟的国家总理，江青从延安时期就有点别样的态度。

    她对自己人生的那个阶段记忆犹新。

    她这个１９１４年出生于山东的女孩，１９２９年就跑到山东实验剧院学戏，并投入了新潮，她那时的名字叫李云鹤，长得高高挑挑，白白净净。后来，经过漩涡一样旋转的努力，她成了电影演员蓝苹，活跃在上海，主演过名剧《娜拉》。娜拉出走的故事相当符合她当时的心境，她当时就是坚决反对婚姻，大胆追求爱情，既投入、又拿得起放得下地前后经历了四五个男人。她还投入左翼文化大潮，卷入共产党的政治，后来，因为危险，因为追踪情人，因为感染左翼文化大潮的政治倾向，她于１９３７年８月跑到了延安。

    在进入延安之前，她先到达西安，去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接待过她的人中有一位质朴平易的女性，叫邓颖超。邓颖超看到她演戏的一些剧照，曾惊叹地说：“哦，是个电影明星。”江青顺利来到了延安。一到延安，她就知道这个共产党上层特别英俊潇洒、文质彬彬而又干练的周恩来，就是西安办事处邓颖超的丈夫。这一点颇刺激了她，也启发了她。

    在她眼里，邓颖超作为一个女人再普通不过了，居然能够成为共产党第二三号人物的夫人，她目睹了邓颖超在西安办事处受人尊重的地位，那一定和她是周恩来夫人有关。

    正是从那时起，她迅速进入了她自然而然进入的角色：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