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式中还讲到：“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

    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他还特别讲到：”上海比北京强，一百二十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他记得自己还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当他讲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胜利”的话时，却似乎有些疲惫。他总是喜欢开始一件事情，发动一个运动，喜欢纵深推进，喜欢决战，喜欢夺取全面胜利；然而，倘若这个“全面胜利”不是一场新的革命的准备，他就会觉得无趣。当他讲到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时，明明是要从“大乱”走向“大治”，从破坏旧世界走向建设新世界，他却为这个胜利感到兴味索然。好在到了风平浪静、建设红色政权和红色社会时，他便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看看书，游游泳，大江南北走一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在大风大浪中搏击过来的人，一旦没了风浪，必然觉得单调乏味。当全国上下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时，他却感到自己要闲起来，想到自己７５岁的年龄，他似乎应该把一个有一定模样的新社会留给后人了。

    李秀芝蹲在那里捏着脚，提问道：“现在说全国一片红，那一片红以前呢？算什么颜色，能说是一片黑吗？”毛泽东的目光还在电视上，思路也在自己的感慨中，随口答道：“一片红以前就是一片不红。”“不红是什么呀？”李秀芝嘟囔着问。“不红就是不红，灰的、黄的、白的、黑的，都叫不红。”毛泽东回答。李秀芝问：“那文化大革命算第二次解放全中国吧。”毛泽东用手拍了拍沙发扶手，说道：“就是。”

    毛泽东又看到自己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镜头了，脸色比较阴郁。那一天，全会审查和通过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八届十二中全会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画面上响起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在播音员源源不断的声音中，毛泽东的注意力却在自己在大会的形象上。他面对着整个会场，目光越过人群，在用一种从容的表情听着对刘少奇审查报告的宣读。有了证据确凿的材料，将刘少奇完全彻底地打倒，这是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所需要的。他知道这个审查报告的分量，这个审查报告拿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一切对文化大革命持有异议的人都会噤若寒蝉。揪出这个内奸、叛徒，文化大革命便是理所应当的；而将这个内奸、叛徒结结实实地打倒，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了足够的威严。

    他不曾想到，能够整出如此有分量的材料，还要归功于江青的努力，他知道江青在离自己不远的位置上坐着。有了这份材料，他就可以封住党内一切反对派之口了，所有的与会者大概没有人能够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他的目光虽然没有聚集于会场中的任何一个人，然而，他分明知道那几个“二月逆流”的干将都在什么位置上，而且都是乖乖的。

    他是家长，当他从容面对整个会场时，他的表情是含威不露的，好像他做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有一种义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