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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的幼儿园
    五岁,或者六岁,我上了幼儿园。有一天母亲跟奶奶说:“这孩子还是得上幼儿园,要不将来上小学会不适应。”说罢她就跑出去打听,看看哪个幼儿园还招生。用奶奶的话说,她从来就这样,想起一出是一出。很快母亲就打听到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办不久,离家也近。母亲跟奶奶说时,有句话让我纳闷儿:那是两个老姑娘办的。

    母亲带我去报名时天色已晚,幼儿园的大门已闭。母亲敲门时,我从门缝朝里望:一个安静的院子,某一处屋檐下放着两只崭新的木马。两只木马令我心花怒放。母亲问我:“想不想来?”我坚定地点头。开门的是个老太太,她把我们引进一间小屋,小屋里还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做晚饭。小屋里除两张床之外只放得下一张桌子和一个火炉。母亲让我管胖些并且戴眼镜的那个叫孙老师,管另一个瘦些的叫苏老师。

    我很久都弄不懂,为什么单要把这两个老太太叫老姑娘?我问母亲:“奶奶为什么不是老姑娘?”母亲说:“没结过婚的女人才是老姑娘,奶奶结过婚。”可我心里并不接受这样的解释。结婚嘛,不过发几块糖给众人吃吃,就能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在我想来,女人年轻时都是姑娘,老了就都是老太太,怎么会有“老姑娘”这不伦不类的称呼?我又问母亲:“你给大伙买过糖了吗?”母亲说:“为什么?我为什么要给大伙买糖?”“那你结过婚吗?”母亲大笑,揪揪我的耳朵:“我没结过婚就敢有你了吗?”我越糊涂了,怎么又扯上我了呢?

    这幼儿园远不如我的期待。四间北屋甚至还住着一户人家,是房东。南屋空着。只东、西两面是教室,教室里除去一块黑板连桌椅也没有,孩子们每天来时都要自带小板凳。小板凳高高低低,二十几个孩子也是高高低低,大的七岁,小的三岁。上课时大的喊小的哭,老师喝斥了这个哄那个,基本乱套。上课则永远是讲故事。“上回讲到哪儿啦?”孩子们齐声回答:“大—灰—狼—要—吃—小—山—羊—啦!”通常此刻必有人举手,憋不住尿了,或者其实已经尿完。一个故事断断续续要讲上好几天。“上回讲到哪儿啦?”“不—听—话—的—小—山—羊—被—吃—掉—啦!”

    下了课一窝蜂都去抢那两只木马,你推我搡,没有谁能真正骑上去。大些的孩子于是发明出另一种游戏,“骑马打仗”:一个背上一个,冲呀杀呀喊声震天,人仰马翻者为败。两个老太太——还是按我的理解叫她们吧——心惊胆战满院子里追着喊:“不兴这样,可不兴这样啊,看摔坏了!看把刘奶奶的花踩了!”刘奶奶,即房东,想不懂她怎么能容忍在自家院子里办幼儿园。但“骑马打仗”正是热火朝天,这边战火方歇,那边烽烟又起。这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惩罚战俘的规则。落马者仅被视为败军之将岂不太便宜了?所以还要被敲脑蹦儿,或者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样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的更为严励的惩罚。叛徒一旦被捉回,就由两个人压着,倒背双手“游街示众”,一路被人揪头发、拧耳朵。天知道为什么这惩罚竟至比骑马打仗本身更具诱惑了,到后来,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谁是叛徒谁就是叛徒,谁是叛徒谁当然就要受到惩罚。于是,人性,在那时就已暴露:为了免遭惩罚,大家纷纷去效忠那一两个头领,阿谀,谄媚,惟比成年人来得直率。可是!可是这游戏要玩下去总是得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终于到了。可怕的日子就像增长着的年龄一样,必然来临。

    做叛徒要比做俘虏可怕多了。俘虏尚可表现忠勇,希望未来,叛徒则是彻底无望,忽然间大家都把你抛弃了。五岁或者六岁,我已经见到了人间这一种最无助的处境。这时你唯一的祈祷就是那两个老太太快来吧,快来结束这荒唐的游戏吧。但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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