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了堤的洪水，再也收敛不住。他一心里都是绝望，都是灰心，这世界全是无辜的不幸，哪里有一点快乐。他几乎把眼睛哭出了血，实在哭不动了，他才慢慢地停了下来。他软软地躺在竹榻上，心里却一片明净，他甚至有些快乐起来。臭椿树沙啦啦地扫着窗棂，将血红的夕阳东一丝西一缕地扫进窗户。他四肢无力，心里却明澈极了，好像眼泪将一切杂质冲洗了出去。

    他毕竟只有十七岁，无论是多么纤弱，却还有着充沛的新鲜的活力，阴郁只是暂时的，更多更多的是希望。当他还没有将这希望一点一滴消灭光以前，他必定还将走很长的路，享很多的欢乐，受很多的痛苦。

    江边码头的汽笛隐隐地叫，像是一种神秘的召回。

    黄海湾口那城里，金谷巷的女孩儿上学了。背的书包是自家裁了布做的，妈绣了一对鸳鸯戏水，吹口气就能活了的模样。女孩儿穿着粉红的有弹力的袜子，大红平绒的花鞋，一身嫩黄底小碎花的裤褂，小褂是斜襟滚紫边儿，裤腿微微撒开着，姣的不能再姣了。一步一步，踩着碎石子路走了出来。同班的女孩儿家都不愿与她作伴走，怕将自己比了下去，又将她更比了上去。她可不看重这些，微微昂着头，小辫儿不长不短，辫梢用火剪卷成两朵绣球花似的，打着小小的圆圆的削肩。一步一步，脚跟踩着直线，上学堂去了。

    一教室的小孩儿，都没她利落，俊俏，坐的姿态也挺拔，说话口齿也清楚。老师一见就喜欢，派她作了班长，每堂课前喊起立，放学领队出校门。她乖巧得可以，老师说什么都往心里去。老师说教鞭棍儿不顺手，她回家就缠着叔叔做了个新的，缠上了花绳绳儿，给老师送去。送去也不多话，只道家里正有个竹竿儿，妈缠了花线叫送给老师使。老师星期日到理发店烫了个新发式，第二天来课堂红红着脸不好意思，下课了她就对老师说：“烫了头就像电影上的人儿似的，我长大也要烫。”老师把她当个心肝儿似的。国庆节，学校开大会，每班都要出节目。老师让学生自己报，一教室的学生都扭扭捏捏，心里想报又不好意思报，生怕别人说出风头。只有她，坦坦然然举起了手，老师点她起来，她便一步一步走上讲台，先站好，再鞠躬，随后便两手放在胸前，唱了“美丽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声音甜脆，没有上不去的高音。老师又特特的将她留下，专门编排了动作，只一遍她就全学会了，做得一丝不差，只是那小手指头，笋尖似的，翘得老高。老师看了心里不是味儿，却又说不出什么。

    庆祝会上，这是最受欢迎的节目。礼堂里巴掌拍得震天响，她鞠了一躬又一躬，鞠完后便挺着身子，不慌不忙挪着脚步走了下去。高班低班都站起来瞅她，她心里得意，脸上可是不露，还有些不耐烦似的，脚步却一点不乱，一步一步走回自己的班上，稳稳地坐下，扬着脸看台上，什么都不觉得似的。

    西去三百里，小杂树林子里，影影绰绰的练功的刀枪剑棒闪闪地亮，喊嗓子一声高一声低，二胡哭似的唱。

    里弄，学校，正宣传邢燕子、董加耕的道路，他报名了。一周以后就批了下来，百来个年轻人戴了大红花，搭一列火车，走了。火车开出了城，走在辽阔的田野上，他的心便豁然了。他开了一半车窗，任凭风吹着他长长的头发，车厢里同学们在唱歌。

    他去的那地场，和安徽挨着，又和山东靠着边。原本主要种小麦，如今正旱改水，裤腿挽得高高地下水田，挑着稻秧杂技表演似的走在细溜溜的田埂上。他干活不惜力，专拣重活干，几次从田埂上滑了下去，泥猴似的爬不起来，大伙儿笑着纷纷朝他伸手，拉他起来，推他回家换衣服。他硬是不回，拾起担子接着走。湿透的衣服裹在身上，一会儿就打颤了。然后，又被阳光和身体的热气慢慢地烘干，那热烘烘的衣服从身上剥离的一瞬舒适得妙不可言，连骨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