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她年三十了。我呼她三十婶，三十婶长得身高马大，扁扁的一张大脸，扁扁的两扇大腚，村里的年轻人都说她心肠好。她家的炕上炕下每到晚上就坐满年轻人，三十婶在他们中间像个火炉子一样，年轻人围着她烤火。五叔六叔也习惯了，吃过晚饭就下窨子编草鞋，一直编得鸡叫头遍才回家，五叔回六叔就睡在窨子里，六叔回五叔就睡在窨子里，兄弟两个几乎不说一句话。

    我父亲编草鞋的手艺不行，就让我跟五叔和六叔学。我的位置在五叔六叔对面，一抬头就能看到他们善良的脸，稍低头就看到他们密密麻麻的手指飞动。我上学不认字，学编草鞋却灵，只一个冬天，就超过了父亲，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质量上。父亲准备改行蘸糖葫芦或是捏泥孩子泥老虎，他好像不愿意败在儿子手下。我刚刚十一岁。

    一线寒光从窨子顶上那块塑料薄膜上透下来，一滴滴晶亮的水滴挂在白霉斑斑的玉米秸子上，永远也不下落。父亲白天去集上探了探行情，发现蘸糖葫芦和捏泥孩都比编草鞋赚钱更容易。他决定我们爷俩一起改行，不编草鞋了。我舍不得离开温暖的地窨子，合不得地窨子里的热闹劲儿。但父亲已决定了，我没有说话的权利。父亲去集上遭了风寒，发热头痛。奶奶用白面生姜大葱熬了一盆疙瘩汤，让他喝了发汗。汤上漂着绿葱叶和铜钱大的油花。我盼望着父亲胃口不好，不要把汤喝光。父亲胃口好极了，喝得呼噜呼噜响。父亲喝完了汤，还用舌尖舔光了盆。他满脸通红，让我下窨子去把那双尖脚鞋拾掇完，明几个逢马店集，让我把已有的三十双草鞋背到集上卖了。我一声不吭出了家门。

    我坐在我坐惯了的位置上，背倚着潮湿的土壁，看着一缕缕黑烟从灯火上直冲上去，五叔六叔瘦瘦的脸上都涂了一层蜡黄。我拿起那只编了一半的草鞋，感到手拙笨得很。这是最后一夜在窨子里编草鞋了。明天之后，我就要挑着鲜红的糖葫芦或是背着花花绿绿的泥玩具跟着父亲串街走巷高声叫卖了。我认为这新的职业下贱卑鄙，是靠心眼子挣饭吃，不是像草鞋匠一样靠手艺挣饭吃。父亲因为无能才改行，我本来有希望成为最优秀的草鞋编织家，却被父亲这个绝对权威给毁了。

    窨子口的草帘子响动，我知道一定是小轱辘子来了。隔了一会儿帘子又响，我知道是于大身来了。

    小轱辘子是个光棍，有人说他快四十岁了，他自己说二十八岁。有人说他挣的钱有一半花在西村一个寡妇身上，他也不反驳。有人劝他把那寡妇娶了，他说：偷来的果儿才香呢。一人冬，他不出远门，白日里挑着家什在周围的村里转转，夜里就来蹲窨子。他没有窨子不能活，窨子里没他也难过。我真怕白天，白天窨子里只有严肃的爹、羞怯的五叔、聋子六叔，有时也许有几个闲汉来，都不如小轱辘子和于大身精彩。我盼望着天黑。

    于大身是个虾酱贩子，身上总带着一股腥味。他有一条扁担，又长又宽，暗红的颜色，光滑得能照人影。于大身贩虾酱全靠着拉洋车练出来的好腿和这条好扁担。他身个中等，人也不是太结实的样子，但传说他挑着二百斤虾酱一夜能走一百五十里路。好汉追不上挑担的。于大身的扁担颤得好，颤得像翅膀一样，扁担带着人走不快也得快。于大身下窨子不如小轱辘子经常，他卖完一担虾酱，必须赶夜路再去北海挑。他的虾酱从不卖给本乡人，有人要买，他就说：“别吃这些脏东西，屎呀尿呀都有。”有人说他一百斤虾酱能卖出二百斤来，一是加水，二是加盐。本乡人吃不到他的虾酱，大概是他不愿坑骗乡亲吧？其实一样，他不在本乡卖，本乡人就买外乡虾酱贩子照样加水加盐的虾酱吃。

    于大身五十多岁了，年轻时在青岛码头上混，什么花花事儿都经过。他有时在窨子里讲在青岛逛窑子的事，讲得有滋味，小轱辘子听得入神，口水一线线地流出来。我低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