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计的戴维斯先生因为在香港打过几年仗，很喜欢中国人，新开学，他也去问罗莲：“乔陈好吗？有没有见她？”

    罗莲翻翻白眼，“当然见过，她现在与我同住。”

    回来罗莲大发牢骚。

    她说：“我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问问我怎么了？嘿！你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眉开眼笑，“我迟钝，没有他们我不行，而且我听话。”

    “真受不了。”罗莲说。

    我默默地做着功课。

    我喜欢去上课，这就够了。

    第二天罗莲迟放学，我一个人走回家，才出校门，就见到纳梵先生迎面而来，他六尺一寸高，鬈发，浓眉，实实在在不算漂亮，可是他的脸有一种慑人的神情。我迟疑了一下子，笑一笑，低头走了。脸上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

    纳梵老师手臂下夹着一堆书，从图书馆里回来？他是这样的大方、和蔼、有教养、学问好、心情好，风度翩翩，穿着那么旧式的西装，普通的皮鞋，一点不打扮，那种姿态，却是惊人的好。

    难怪人家说：最危险是让丈夫去教女子大学。念大学那种年纪，多数是无法无天的，不危险也变危险了。一年来大半学生都找到了对象，只除了我，我没有男朋友，也没有爱人。

    罗莲有一个男朋友，是奥地利人，她是很起劲的，天天一封信，还说圣诞要去看雪。我觉得欧洲人不过如此，想免费游东方，最好不如娶一个东方太太，或是嫁一个东方来的丈夫。欧洲这么冷，去享受一下热带的温馨，有什么不好？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家里都不会太差，他们也就是看中这一点。依我看来，中国女孩子除非长得特别美，否则不必与外国人混，得不到什么好处。

    外国人也有好的，像纳梵先生，我想他的人格是毫无问题的。我喜欢科学家。

    他这个学期头三个月没有教我们，过了圣诞才教。

    学期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台上，独独他不在，我就到处问：“纳梵先生在不在？”

    他们都叫我放心，纳梵先生快要做副校长了，走不了的。

    但是这么多的老师，我反而与他最不熟。

    在饭堂里休息着，他来买咖啡喝，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

    他微微地笑着，他稳重像一座山一样，他是这么可靠，任何女人看了他，都想：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

    同学说：“你看，那是你的纳梵先生。”

    我笑一笑。

    他们的意思是，那是你心爱的教授。

    我们这间学校小，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不超过一千，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这是小大学的好处，那么每个教授都认识我。

    他们问我：“你去年回家了吗？”又问，“今年回不回去？”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动不动就大惊失色，信以为真，他们倒是很欣赏这种天真，我自己真懊恼这种迟钝，直到今年，那种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点，然而还是惹笑。

    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他们要找我，就到图书馆，我好歹坐在那里，无论看什么书都好，我都坐在那里。

    去年学生罢课，只有我一个人上学。老师看见我，心花怒放。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

    高克先生来了，看见我，趋向前来，握着手，眉开眼笑：“啊，乔，你多么乖，坐在暖气边，在温习吗，不冷吗？”

    我笑。发神经了，他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匪夷所思。

    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或是印讲义，他总是忙的，我在一层层书架子后面看着他。心里面很定，纵使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