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对我不错。

    我再去见律师，为接他出来作准备。

    正在进行保释手续，消息传来，袁祖康在狱中自杀身亡。

    我与律师都大表震惊，像是平地起了一个忽喇喇的旱雷，震聋了他，震呆了我。

    完全没有理由。

    并不是大案，亦非死罪，出来之后，即使不能恢复旧观，也不愁生活。算一算，他只得三十六岁。

    深深的悲哀之后，是无边沮丧。我成日说不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律师劝我去见心理医生。

    袁祖康的葬礼再简单没有，由监狱处代办，他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到。

    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墓园里有夏季最后的玫瑰，熟透后的香气似水果味道，十分醉人，只得我同律师看着他落葬。

    当年的袁祖康虽不致一呼百诺，却也门庭若市，车水马龙的盛况我看见过，如今落得如此凄清下场。我为他不平，抬起头，看着太阳，直至双目刺痛，而葬礼已经完成。

    这次之后，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这个都会来，它太喜怒无常，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而且它办得到。

    正如我们所料．袁祖康什么也没留下来，我俩以前住过的，在三十街的公寓，早由房东租给别人。是我不好，我不应在不适当的时候同他离婚，我应留在纽约市，天天去探望他，鼓励他生存下去。

    在这种时候，姚永钦送过来的鲜花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对比。我问律师张伯伦：“酒店房间像不像殡仪馆？”

    那天早上，我正收拾，预备回家。

    律师却来找我，说：“慢着。”

    “什么事？”我是清白之身，何惧夜半敲门。

    “袁祖康有东西留给你。”

    “他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原来有物存放在银行，立明遗嘱，在他去世后，交予你，而当你有什么事，则予以开启。”

    “开启？是什么，一只盒子？”

    “不，是两只密封的大型牛皮纸信壳。”

    “里面是什么？”

    “不知道。”

    “既然是给我的东西，让我看看。”

    “不在我们处，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袁祖康袁祖康，你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叹了一口气，死者为大，我只得跟张伯伦走。

    途中张伯伦忍不住问：“对于袁氏，你到底知道多少？”

    我扪心自问，知道多少？一点也不知道。真抱歉，对他的底细一无所知。

    他在什么地方出生，在何处受教育，如何在西方都会崛起，我皆一无所知，甚至他与什么人来往，我也不甚了了，因为，正如他所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他。所以一切都不重要。

    我关心他，如对一个朋友，而我从小甚少朋友，所以重视袁租康。

    知道多少？唯一所知道的，便是他对我不薄，他欣赏我的姿色，捧高我，将我放在台上。

    这些年来，他总是哄着我，从未对我说过一句重话，无时无刻不挖空心思地骗着我，好让我下台。当时或者不察，现时却深深感激，他从不使我难堪。

    袁祖康委任的律师出来见我们时，面色凝重。

    客套介绍证明身份之后，我问他要那两份东西。

    “它不在我们写字楼。”

    我扬起一道眉毛。

    “它们太重要，我们将之锁在泛亚银行的保管箱，由一个职员及阁下联同签名方可取得。”

    任凭是谁到这个关头也会问：“到底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但这封信对你或许有帮助。”

    是袁祖康的字迹。他不能写中文，用的是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