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看雷蒙德?钱德勒和达许尔?哈米特的硬汉侦探小说，论文则写陈查礼与东西方的侦探逻辑，熬了一年半，暑假不休，什么地方都没去，拿了个学位。

    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香港《明报》，说纽约有个华侨，要在美国办一份华文日报叫《华报》，替他主事者是那次我拿第二名的小说奖的一名评委，我找到他，他电话上就叫我立即到纽约上班，才终于到了纽约，之前我只是去了美国。

    《华报》规模很小，出了纽约唐人街就买不到，我一待多年，心情甚为郁闷，无聊到再写小说，写了《曼哈顿最后一班灰狗》，没想到有了这本留学生小说，我可以终身受用的跻身在华文作家之列。小说用的是意识流的现代主义手法，真不知道自己当年是怎么写出来的。台湾也够了不起，竟然有这么多人看过这本小说。很多人不知道，这小说在台湾历年累积卖了十万本，可惜没人编台湾小说销量总排行榜。

    也是在纽约期间，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访美，我替报社采访他。适逢金庸在台湾解禁，名字可以见报了，访问被台湾《联合报》转载，阅读率奇高，连带我也成了名记者。

    金庸也喜欢那篇访问。他知道我是在香港出生的，会说广东话，就叫我去香港替《明报》做事。我辞掉美国的工作，去了香港，替《明报月刊》做编辑，兼替《明报》日报中国版写大陆报导。从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建立了我在大陆的人脉基础，也经历了一些大场面，丰富了我对大陆的认识。九二年金庸退休，正好《联合报》招手，想找我编大陆版。也刚好北京的女友决定出国，变相跟我分手，我决定回台湾。

    在《联合报》的时候，我着手整理手上的稿子，打算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集，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堪称国宝级的文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我的访谈成了绝响，价值不在话下。可能我动作太慢，修来修去误了时机，待这本《薪传?心存：大陆艺文百人沉钩录》出版，台湾气氛已变，书连当时的金石堂畅销书排行榜都没上，只有在《联合报》的读书人版做了介绍，也就再没人谈论了。李登辉当了总统后，省籍族群之争越演越烈，台湾人关心的是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而不是大陆文化。

    书出版后，圈里倒是把我认定为中国通、知中派、大陆问题专家，就是说，大家对我都不感兴趣。

    我心有不忿，决定要让别人对我另眼相看，写不出文艺巨著也要写出畅销书。当时，关于台海战争的书大卖，我也研究了一番国军与共军，看看有什么角度可写，后来发觉跟风的书太多，只得放弃，但学到了一招：想跟风，手脚要快。

    我那时候有点慌，乱石投林。

    我写了本侦探推理小说《十三个月亮》，没火。

    有人写人生哲理，暴得大名，我也写了一本人生哲理，没火。

    管理学大热，我写了几本办公室攻略、秘笈，没火。

    什么人生哲理、管理学，确是我投机之作，卖得不好，我认。但是我认为《十三个月亮》不该受湮没。《十三个月亮》绝对是台湾原创侦探小说中的佳作，可惜当时台湾读者习惯了日本推理小说和克里斯蒂的英式谁是凶手小说那调调，不懂欣赏美式硬汉侦探小说的酷幽默和世故，评论界也不知道我花多大力气钻研这类型。我或许不是一流的作家，但我常记住英国作家毛姆自嘲的话：在二流作家中我是最好的。

    现实里，我连二流都没到。我的书三番四次既不叫好也不叫座，让我沮丧了好一阵子。

    终于，机会来了，外国出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台湾版大卖。我结合了多年的累积，从中国文化到人生哲理到管理学，以最快速度写成了《中国人的情商》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