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公路南下，到地方上搜集证据，但也只有到了较奇特的地方，才找到些重要的佐证：例如在黄山山脚的一家民宿，找到一本完整的《财经》杂志，写到那年二月初的全球新一轮经济大衰退如何波及中国；在浙江横店影视基地的一家宾馆，看到残本的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报导各地居民屯积粮食的情况；在湖北武汉大学旁边的城中村，捡到半张《中国青年报》，主文章叫《巨灵来了》，介绍西方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大意是说在安娜琪状态与专制强权之间，人们会选后者；另一条报导回顾2008年的贵州翁安事件政府失灵的情况；另外在湖南湘西土家族的地区，找到八分之一张《南方周末》的剪报，是一则收听广播用的国产收音机产品广告，因为当时很多人怕断电断线没法看电视和上网，所以买收音机。该广告的反面是一段谈1983年那次严打的文章。

    往后的日子，报刊证据越发难找，所以我上周在五道口还能找到那年二月底的《南方周末》证据，让我喜出望外。

    其实，我一直更着急要找的，是跟我一样的人。我把认识的人列了清单，其中我认为一向头脑比较清楚的人，我叫他们做明白人，这些明白人我已经一一去找了，最后都失望而回。难道我像是灾难电影故事里最后一个人类吗？不过，这类片子里的主角，后来一定会发现还有其他劫后幸存者。我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一直坚持。

    终于，我找到张逗。我们都相信，这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十多亿人一定还有很多我们的同类。

    我跟张逗说，这几天每天去他家，看看妙妙和猫狗有什么需求，我越来越喜欢他的家，善良微笑的妙妙，和猫猫狗狗。张逗说等他出院后，我可以搬去跟他们同住。哈，我太兴奋了，我需要一个保险的地方保管我收集回来的证据。我期待张逗出院。

    补一段录音：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几大医院挂号以看病为名，接近其他哮喘患者，故意攀谈说起那个月的事，他们都没有记忆，我很失望，我以为每个服哮喘药的人都跟我和张逗一样，原来不是。我又回到原点。我向张逗报告了情况，我说我们不能放弃，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曾经多孤独，只要中国还有一个没有忘记的人，我们也要把他找出来。

    为免忘记再录两句：上周在新东路上碰到明报月刊和联合报的陈老师，才想起他以前也是个明白人，曾帮过我很大的忙，他现在是不是我这类人呢？从他的眼神看，他是我们同类人的机会不大，但我不应错过任何一个机会。有空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