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滚地雷，跟国家机器死磕？

    难道老百姓平常过日子还不够忙？

    难道年轻人不应该向前看？

    难道知识份子少批评多建议，实际一点，把精力花在国家需要的课题上，不是更有意义？

    现在大家的生活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谁还有空管得了那一点点历史事实真相？而且不是所有的历史、纪实或回忆的书都不能出版，相反的，这类书多得很。只有不能符合以至挑战中共当代历史正统论述的书才会全部消失。

    老陈忽然想到一个词：九成自由。现在我们已经很自由了，九成甚至更多的题材都可以自由谈论了，九成甚至更多的活动都已经不受管制了，难道还不够吗？大多数人连那九成的自由都消化不了，还嫌太多呢！不都已经在抱怨资讯爆炸、娱乐至死？

    老陈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理，他有一张很长的书单，都是他想看还没看的书，包括国学的，如二十四史，也包括经典小说，如十九世纪俄罗斯小说，那是西方小说的一个高峰，但是因为当年台湾和大陆的阅读取向不一样，老陈的同代大陆知识份子在看帝俄小说的时候，老陈则在看当代美国小说。作为小说家而没看过俄国小说，老陈有点心虚。他一直都对自己说，以后有机会要补回来。现在，老之将至，还等什么？老陈有这些正典就可以了，用不着太多的自由。

    况且，将来国家条件许可，还可以放宽到九五成。说不定现在已经到达九五成。那跟西方所差无几了吧。西方也有言论和活动的不自由，譬如德国政府就限制纳粹支持者的言论自由、美国很多州政府都剥夺同性恋结婚的自由。惟一的差别是理论上在西方，政府权力是人民给的，而在中国，人民的自由是政府给的。这差别有那么重要吗？

    现在连清洁阿姨都会跟老陈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中国是在进步，希望它再好好的走十年、二十年，谁都不想再有大折腾。

    大家务实的做好份内的事，国家稳步向前发展，老百姓生活慢慢改善，那就很好了。

    老陈想：都怪那个方草地，说什么一个月不见了，什么杨绛的书都没了，打乱了自己的思绪。

    老陈现在只有两个自寻的烦恼：想再写小说，想寻找迟来的爱情。

    他打电话找社科院的朋友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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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燕现在也知道周末该在家休息，不应该工作。自己年龄到了，孩子都上大学了，不要太拚了，她老公一向劝她。

    她更知道，项目是做不完的。现在的情况跟她当年不一样了，当时她做的研究课题不被重视，找不到经费，还常替她惹来麻烦，现在她也算是学科带头人，而农村社会文化研究也成了显学。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在贵州黔东南做少数民族女童失学研究，还要靠台湾和香港的民间捐款才能开展项目。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她调查城里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时，京城学界也看不起这样的课题，而且她还受到各级政府的抵制和打压，要到千禧年后情况才一百八十度转变，中央出笼新政策，地方政府要制订对策，纷纷找专家学者咨询，虽然那时候学界突然冒出了许多自称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新专家学者，但自然也会找到胡燕。之后的新农村建设和农地流转重大课题，胡燕都分到研究项目，拿到令同行妒忌的国家拨款。

    近年在做农村田野调查的时候，胡燕无意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基督教新教的家庭教会的快速蓬勃成长。中国的基督徒人口，ldquo;地下教会rdquo;加上三自爱国教会和天主教爱国教会的信徒，2008年的调查数字是五千万，现在胡燕心里的数字是一亿，而这个跳跃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