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官方论述中，甚少提到1989年，好像只要不提，它就不存在。为免惹事，民间的论述往往也避而不谈整个89年，连追忆八十年代的话题，也是到88年底就戛然而止。所以有人说笑，说在中国，1988年过后，就到了1990年了。

    一年不见了、失踪了？对一些人来说，那是永恒的记忆，正如香港记者协会为纪念89六四天安门事件而出的书的名字：《人民不会忘记》。但人民真的不会忘记吗？对绝大部份大陆的年轻人来说，89六四天安门事件从未进入过他们的意识，他们从没看过有关的图像和报导，更没有家人或师友向他们解说过。他们不是忘记，而是全然不知。所以，理论上，假以时日，一整年是可以因为人们黑不提白不提而失踪的。

    2009年是1919年五四运动九十周年，49年中共建政六十周年，59年达赖喇嘛出走五十周年，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二十周年，99年镇压法轮功十周年，所谓96521，弄得大家很紧张。所以也有人说笑，以后逢八进十好了，下次2018后，就提前进入2020。

    不过，对何东生这一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说，89六四跟他们个人的关系已不大，他们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进入权力核心的，不担负89六四的原罪。何东生事后想起来，2009年有惊无险，还不如2008年惊涛骇浪。倒是之后不久，外部环境再度骤变，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势将引爆内部压抑多年的矛盾，加上当时的党政班子任满换届在即，这才是对党的最大考验。

    何东生说：从2008年开始，贵州瓮安、湖北石首、通化钢铁厂一连串事件，让他意识到地方政府面对群体性事件的时候是多么脆弱mdash;mdash;像在瓮安，当地政府和公安人员竟然弃甲而逃，而在通钢，国家机器如果出动的话，镇压的将是产业工人。共产党镇压产业工人，它的执政合法性何在？

    那些事件之后他参加了一个中央机密小组，筹划应变方案，沙盘推演中国以后若发生大范围动乱将如何应对，最后制订了几个储备方案，中央并据此开了多次与军方、公安和武警的联合统筹会议，数度把几千名县委书记和地方公安领导干部召到北京作集中培训。

    在2009年，何东生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全球经济是会再度出现更重大的危机的，不过只要到时候中国政府处理得当，反而是绝妙的大好机会解决中国内部长期解不开的死结，化危为机。何东生甚至认为，中国能否提前进入盛世，一看国际形势，二看内部是否及时出现一个机遇，让现届政府能覆手为雨趁机一举拨乱反正，完善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未竟全功之处。所谓机遇，说穿了就是一场大危机，只有大危机才能让老百姓心悦诚服的接纳专制大政府。北京模式的一党执政，能够让老百姓接受的两大理由：一是有利稳定，二是能够集中资源办大事。就是说，维持稳定只是它的正当性的必要条件，因为民主制度未尝不能维稳，就以台湾为例，你以民主乱象讥它，但人家却和平易权，政局一样可以稳定。所以，光说能够维稳是不够的，更须证明一党执政能办民主制度办不到的大事，若做不到这点，它的存在价值仍是应该接受挑战的。何东生等待的就是这个办大事的机遇，私下称之为ldquo;治国平天下方案rdquo;。这名字很老套，但何东生却甩不掉，思前想后，伴着他过了多少失眠之夜。

    如果没有一场及时的大危机，时任政府任满换届的时候则危矣。一来中共权力交替素来如此，党内各派系权争会很激烈；二来这几年的确事多，从08年金融海啸开始，社会矛盾尖锐化，官员动辄得咎，也真是脆弱不堪，处处为对手留下口实，这样拖到党代表大会，当权派下课似成定局。何东生不是当权派的核心成员，只是他当时作为两朝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