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10年前，我所在的杂志还没有现在这样忙碌，主编朱伟先生还有闲情给我们上古典音乐欣赏课，他拿来马勒的交响曲给我们听，适时的有两句讲解，那时候谈一篇稿子的好坏，也往往从庄子和莎士比亚说起。有一天下午，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小说，我说，看昆德拉。他皱眉头，怎么还在看昆德拉？那时候，米兰〃昆德拉已经流行了很多年，朱伟先生对他评价不高——也就是个三流小说家吧。朱先生原来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后来在《读书》杂志写专栏专门评点小说，我当然很相信他对小说的鉴赏力。那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上了一堂小说课，主要讲的就是卡佛的小说，他甚至把《离城不远有那么多湖泊》的故事复述给我听。后来，我找到了于晓丹翻译的那本卡佛小说集。据说，朱伟担当小说编辑时，郑重向于晓丹建议，要多翻译卡佛的小说。

    2008年年初，我在选题会上说，现在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翻译家，有字幕组，有翻译大学课程的项目，”有一个家伙在上海，专门翻译卡佛的小说。”那天会议上，我们确定做这样一个题目叫”互联网翻译家”。

    我是在”3rdcolour”的博客上看到小二翻译的小说的，”3rdcolour”在兰州，他喜欢看卡佛的小说，但很难找到书，就建了个博客，叫”寻找雷蒙德？卡佛”。小二老早就开始翻译卡佛，也找到这个博客，他把自己翻译的作品给”3rdcolour”寄过去。很快，我就和小二敲定在上海见面。我们大概谈了有4个小时，然后呼朋唤友一起吃了顿晚饭。小二打篮球，喜欢合唱，是个高级管理人员加高级工程师，但自称是个焊电路的，这不是那种假装的谦卑，而是他打心眼里认为，挣钱做生意造福于别人服务于社会，这还不够，最好还要给”文明”做出一点儿贡献。

    再后来，我采访陆建德老师，陆老师给我讲凯恩斯的一个小故事——1945年，凯恩斯从《经济学杂志》主编一职卸任，顾问委员会为他举行宴会，他在致谢时来了个修辞上的反高潮。他要为皇家经济学会和经济学家干杯，并说在座诸位都是受托人（trusteesof……），此时他略作停顿，大家以为他要说的是文明的受托人，不料他故意让众人失望：”为经济学家、为并非创造文明之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诸位，干杯。”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凯恩斯的那帮朋友——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那帮艺术家和作家。

    咱们这里的经济学家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咱们这里的作家也担当不起这个。即便是看小说的人，也多数自甘于边缘和异类了，你要是一不小心成了文化消费的”主流”，那你得多差劲啊。所以，偷偷看点儿一般人不知道的小说，就我而言，是特别有优越感的一个事儿。

    那次，在上海，麻省理工学院的亨利？詹金斯(henryJenkins)先生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互联网上正兴起一种”参与文化”，推动这种文化形成的是”粉丝”，全世界的”粉丝”联合起来，共享信息，他还说，互联网可以兴起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以往一个孩子要了解世界，就要到处去旅行，见识各地的文化，现在他可以通过互联网更加便捷的了解这个世界。嗯，这位先生说的多好啊。

    2008年冬天，译林引进的卡佛小说集出版了，我问小二，怎么还不见他的译本有动静，他好像并不着急。自打上海的采访之后，我们没再见过，有什么事情都通过网络交流，比如豆瓣的”卡佛小组”。还是通过互联网，我看到一个读者对卡佛的评价——”卡佛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那么他必定也同样有这样属于他自己的不可复制的气质，这和他是不是一个LOSER，是不是一生穷困，是不是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没关系……你要是硬要我说属于卡佛的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