搅冰块。

    “后来更糟了，”特芮说，“他朝自己嘴里开了一枪，就连这件事也给搞砸了。可怜的艾德。”特芮摇了摇头。

    “什么可怜的艾德，”梅尔说，“他非常危险。”

    梅尔四十五岁，身材瘦长，满头松软的卷发，脸和胳膊都因打网球晒成了棕黑色。没喝醉的时候，他的每个动作和手势都很精确，非常的谨慎。

    “可他确实是爱我的，梅尔，你得同意这个，”特芮说，“这是我对你的惟一请求。他爱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样。这不是我要说的。但他爱我，你能同意这一点，是吧？”

    “你说他给搞砸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劳拉端着杯子身子往前倾，她把双肘搁在桌上，两手握住酒杯。她瞟了眼梅尔，又瞟了眼特芮，单纯的脸上带着迷惑的神情等着答案，好像很奇怪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朋友身上呢。

    “他自杀时怎么给搞砸的？”我说。

    “我来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梅尔说。“他用他买的点二二手枪威胁我和特芮。噢，我不是开玩笑。这家伙老是威胁我们。真该让你们看看那些日子我们是怎么过的，像逃犯一样。我自己甚至买了一支枪。你能相信吗，像我这样的人？但我真的买了， 用来自卫，就放在车子仪表板旁的匣子里。有时我必须在半夜离开公寓去医院，知道吗？我和特芮那时还没结婚。房子、孩子、狗和所有的一切都归了我前妻，我和特芮住在现在这所公寓里。有时，像我说的那样，我会在半夜接到出诊电话，必须在凌晨两、三点钟赶到医院。停车场里一片漆黑，我还没走近车子就吓出一身冷汗来。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从灌木丛里窜出来或是从汽车后面给我一枪。我是说，这个人疯了，他完全有能力安装一个炸弹之类的东西。他没日没夜地打我的服务专线，说要和医生谈谈，我一回电话他就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你没几天活头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对你们讲，真是太恐怖了。”

    “我还是为他感到难过。”特芮说。

    “听起来像是一场噩梦，”劳拉说，“可是他开枪自杀后到底怎样了？”

    劳拉是个法律秘书。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好上了。她今年三十五岁，比我小三岁。除了彼此相爱外，我们相互欣赏并愿意在一起呆着。她是个容易相处的人。

    “后来呢？”劳拉说。

    梅尔说，“他在屋里朝自己的嘴里开了一枪，有人听到枪响，报告给经理。他们用总钥匙打开房门，看到发生的事情，叫了救护车。他被送来的时候我恰好在医院里。他还活着，但已经不可救药了。他活了三天，头肿得比正常人的头大了一倍。我以前从没见过这种情形，我希望这辈子再也不要见到了。特芮知道后想去陪他。我们为这事大吵了一场。我认为她不该看到他那副样子。我认为她根本就不该去见他，我现在还这么认为。”

    “谁吵赢了？”劳拉问。 “他死时我在他的房间里陪着他，”特芮说，“他再也没能醒过来，但我一直陪着他。他没有别的亲人了。”

    “他非常危险，”梅尔说，“如果你把那叫做爱情。那就请便吧。”

    “那是爱情，”特芮说，“当然，在大多数人眼里那可能不太正常。可是他愿意为它而死，他确实为它死了。”

    “我他妈说什么也不会称它为爱情，”梅尔说，“我是说，没有人明白自己为何而死。我见过许多人自杀，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而死。”

    梅尔把手放在脖子后面， 椅背向后倾斜着。“我对那种爱不感兴趣，”他说，“如果那也是爱情的话，它就归你了。”

    特芮说，“我们那时很害怕。梅尔甚至立了一份遗嘱，并写信给他在加州做过特种兵的弟弟，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