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布满了岁月风霜，眼睛却还依然晶亮有神。他的目光仿佛有刺一般，猛地刺了方子衿一下。方子衿本能地向后伸了伸腿，想退，最终还是停在那里。

    她的语气委婉了许多，说我想去看看你住的地方。

    陆秋生摆了摆头，说，不行的，要登记的。

    听到这句话，方子衿如梦方醒，知道自己真的不能去。可她又有好多话想和他说。这里人多眼杂，自然不是说话的地方，又不能去公园等一类场所。她这身打扮，人家一眼就能认出是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一个修鞋匠，这样两个人站在一起，对比太强烈，肯定会引起那些巡逻的民兵注意。她说，我想和你说说话。

    陆秋生抬头四处看了看，然后迈开双腿，越过她，向前走去。她没有说话，推着脚踏车跟着他。又走了一条街，陆秋生在一个街口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担子，搁在街边，从鞋匠箱子旁边取下一张小凳，塞到屁股下面坐下来，又摆出另一张小凳，放在方子衿面前。方子衿站在那里，没动。陆秋生拉开小抽屉，拿出一只鞋，又拉出下面的抽屉，拿出皮锉胶水一类东西。他开始锉那只雨鞋。

    方子衿支好脚踏车，弯下腰，抓过那张小凳塞到自己的屁股下面，坐下来。她好奇地问他，你么时候学会补鞋的？

    陆秋生说，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战争。在部队的时候，他常常要去侦察敌情。为了隐蔽自己，不得不给自己找一种保护色。这就是国民党军官和共产党军官的区别。国民党的军官，确实都是军官，或者说是军阀，可共产党的军官是一些万金油，做什么都身先士卒。说这番话的时候，他非常激动，也带着感慨。她知道共产主义是他的最后信仰，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了这个信仰献出了很多。如果这最后的信仰都失去了，他心中的幻灭感会多沉重，她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他心中永远的刺，她不想去碰这根刺，也没有能力去碰。

    她转换了话题，问他，你不是在红川吗？么样回到宁昌了？

    面对她的提问，陆秋生只简单地回了一句，红川没法呆了。她反复问他，他才说，以前，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留了下来。他是被管制分子，工人编制，一个月拿十八块钱薪水，和刚参加工作的工人一样。干革命干了这么多年，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心里也十分委屈，多年来，一直在写信向上面反映自己的事，希望上级党组织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可是，这些信全都石沉大海。

    方子衿不解，问道，为么事？你们都是革命的功臣。

    陆秋生说，他找以前的老领导打听过了，像他这种情况的不少，甚至有很多职位比他高的，也被打成了右派。这些人全都是经过长时间革命斗争考验的，可以说是忠诚的革命者。但是，他们得罪了某些领导，结果被这些领导借助运动之机给整下来了。陆秋生的父母虽然是高官，但解放后在中衢工作的时间并不长，相当一段时间在江西工作。后来又调去了北京，对于中衢的影响力更小。而中衢各级干部，也都在这几年间有了较大的调整。以前答应留下他的那些干部全都调走了，新来的干部，既不了解情况又和他没交情。那些人不断给他制造麻烦，在肉体上摧残他在人格上污辱他。他心里清楚，那些人是想逼他走。他无路可退了，只好提出辞职。他的辞职报告交上去的第二天，户口就给下了。他知道这事在局里没法解决，跑去找市委组织部。人家将他当成皮球，踢过来踢过去。他想，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能回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恒兴，那是他退伍后参加地方工作的第一站。那里有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他们或许愿意收留自己？此外，就只有宁昌。宁昌是他的原籍，可他觉得回宁昌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宁昌毕竟是省会，是大城市，由小城市调往大城市，难于上天。整个中衢省，想调进宁昌的有多少人？恐怕数十万计，可每年真正进入宁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