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奇百怪地变换着她的样子。很多同学为此费解，并且不再接近她。我并不觉着原来的玲子有多漂亮，我理解她，我想她只是太紧张，我们所在的学校是重点中学，这种学校的孩子是很容易发疯的。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她。她是那种平面的、静止的。刀枪不入的。

    有一天，玲子没来上学。那个位子从此就一直空在那里。听说她有暴力倾向，她被父母用绳子绑去了精神病医院。

    大家说“珍子疯了”。我开始拼命吃巧克力。我一紧张就需要巧克力的毛病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11年后的今天，我因此有了严重的血糖问题。

    我曾偷偷跑去精神病院看她，我穿着红色的滑雪衣在星期六的下午钻进医院的铁丝网。

    我想其实我是可以从大门进去的。我在冬天给玲子带去她最爱吃的娃娃雪糕，香草橄榄和杏话梅。我不停地吃着巧克力，她吃着娃娃雪糕和香草橄揽。病房的其他病人都是大人。基本上都是我在说话，不管我说什么，只要一个话题结束玲子就会笑，那是真正的银铃般的笑声。

    玲子是说过些什么的，玲子不断重复“在医院里吃药人吃得这么胖人吃得这么胖。”

    后来听说玲子出院了，她的家长请求老师通知大家谁也不准去看望她。

    一个雨天的下午，玲子的死讯传到学校。据说有一个男生在某个下午乘她父母不在时拿着一束鲜花去看她。那个时候上海是很少有人买鲜花的。当天夜里，玲子在自家  的洗手间切腕自杀。据说她是站着死的。

    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使我迅速地滑入“问题少女”的泥潭。我开始不相信所有人的话，除了吃进嘴里的东西，  我觉得没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当我不相信一切，我就完了，而我在16岁时就他妈的完了。奇怪的日子到来了。我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越  来越沙哑。对着镜子或桌子随时随地玩着自己的身体，我  并不是想了解，我只是想自己跟自己玩。

    朝镜子里看一下自己，我就看到了我陌生的欲望。我的器官向冰冷的桌角秘密靠近，我第一次明白我的“快乐”也是我不可以控制的。

    我残酷的青春由此开始。玲子那特有的银铃般的笑声从那个冬天起就一直飘荡在我身后，它逼我走入无边无际的黑暗，永不回头。

    玲子自杀的那个学期我退了学。我被介绍到一个穴头那里，顺利地开始了我短暂的“小歌星走穴”生涯。我爱唱歌，那可以舒展我自己。我穿着可笑的台湾80年代的服装站在舞台上放作感伤，那时我喜欢把眉毛画得又宽又浓，那时我喜欢苏芮、娃娃。

    我们团里有一个伴舞的男孩比我还小，我们很要好，常在一起抽“凤凰”牌香烟。他叫小虫，可他什么都大，一点都不像小虫。有一次我们去西宁演出，小虫显得特别激动，走路都踩着他特有的像在作广播体操似的舞步。小虫从小在西宁长大，他喜欢西北的黎明，他说西北的黎明饱含着光明。

    在去西宁的火车上小虫跟我讲他的朋友白脸：体育老师在打我们，我们的教室是矮平房，白脸是突然从教室的房顶上跳下来的，他跳到体育老师面前给了他一记耳光。大家都笑了。

    老师拿他没办法，很多人都怕他，他不是我们学校的，但他很出名。当时我没认出他是谁，我只知道他叫白脸。我爸妈都是文化大革命从上海去西北的，虽然我在西北出生，但我是外地孩子在西北，所以常被人打，有一次我被堵在铁道上，有人向我要钱，我没有钱，我知道我又得挨打了。西北的孩子和上海的孩子很不一样，他们经常打来打去，我们班有个孩子老被欺负，有一天一个最狠的学生当着大家的面把一个孩子的裤子脱了，放学的时候这个被欺负的孩子拿一个墨水瓶向欺负他的孩子砸去，就这么一下就把那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