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鬼子据说是到中国来留学的家伙，其实是打定注意骗我们中国女人来了。1996年我因为樱花诗会认识了花蕾，然而1998年在校方组织的什么中日友好樱花节上，担任翻译的花蕾跟着一个小日本鬼子好上了。以前日本鬼子操我们的女人用的枪炮刺刀，而现在则用樱花就可以搞定。鬼子对花蕾说：花小姐，你想去我的家乡看樱花吗？我的家乡的樱花比这儿的正宗得多。然后，花蕾就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很快就随鬼子赴日去了。

    毕业后，我进入武汉本地媒体成为了一名小记者，但是关于武汉大学的樱花争论也再次浮出水面，有一次我的一个新闻系师兄徐亮竟然这样说：“樱花有什么错？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樱花只不过是一种植物，它好看，我们就能去欣赏。更何况，我们国家也是樱花原产地之一，而且现在我们看到的樱花已经不是当年侵略的残留物，而是中日友好的见证。”把我气得要死，当场酒桌上就差点打起来

    更气人的是，他还发表了一篇我们一位老师的文章，这老师在文章中说草木无辜，樱花多情，还说在文章中吹虚自己在日本求学时的一些不知真假的经历来证明“日本人民伟大的友谊”。开口闭口谈历史，谈着眼未来，谈武大樱花的经济效益，把日本、自己、武汉大学的领导们逐一拍了一遍，就这样一篇狗屎般臭不可闻的文章，竟然在副刊发表了。据说报社还要给他开专栏，我们的教授和报纸还有什么希望？

    二

    我所在的报纸叫《江城快报》（注：武汉并无此份报纸，一切皆为小说故。）在整个九十年代末期，武汉的报刊市场竞争越来越烈，最先搞自主发行的《楚天都市报》一骑绝尘，专以发布市民爱看的小道消息很快号称发行超过50万份、100万份，成为武汉乃至整个中国的报刊业的一个奇迹，若单以发行量计，当得上一流大报了。

    武汉的报刊竞争主要集中在两大报业集团之间，其一为湖北日报报业集团，其二为长江日报报业集团。报纸之间的竞争表面上是发行量的竞争，实质则是对广告客商的竞争上，因此落实我们这些小记者头上的竞争说白了就是能否挖出独家新闻的竞争。上大学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将来肯定会是一个不得了人物，但等到我毕业时，却发现满大街的大学生们都成了发传单的——捧着简历四处散发。幸好我凭借读大学时发的几篇豆腐块文章有幸来到了《江城早报》成了一名记者。

    但做记者做久了就会发现所谓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纯粹是蒙少不更事的青年学子们。新闻实质上是在为经济服务的，因此多为报纸挣来巨额的广告才是上上之策。

    我到报社不久，作为师兄的徐亮请我喝酒，这小子早我两年毕业，稿子没几篇见报，却似乎在报社混得人模狗样的。地点在就在吉庆街，其时，武汉市著名女作家池莉写吉庆街的小说《生活秀》还未发表，吉庆街还不是那样的名扬天下。也就是附近一帮下岗后无所事事又需要生存的一帮庸俗市民们趁晚上城管下班在街边搞的一些夜市摊子，而后又形成扎堆效应，每到入夜，此处便一片嘈杂，喝酒划拳、炒菜油锅、打架斗殴、讨价还价、啤酒迸裂，声声震街闹巷；街痞混混、妓女嫖客、小贩小偷、偷情男女、红眼赌徒，人人红光满面。总之三教九流不一而足，世俗而市侩。然而就是这样的吉庆街的夜市才是这座庸俗的城市最佳的缩影。人人都可以掏出十来块钱，切一根精武鸭的脖子、开一瓶行呤阁的啤酒，再来一盘盐水花生，慢慢地可以喝到半夜；也可以摆上一大桌，与四五朋友光着膀子扯开嗓子整到天明。此时此地的你是无忧的，你的人生就是那一杯冰啤酒——虽平淡却也清爽！

    我有些恍惚，在江的对面武昌城中，我也曾和高启、肖水生、曾继来、李鸣他们一起在中华路在武大门前的八一路上也这样喝过。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