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者随身携带了凶器，这使得预谋杀人的说法不可信。沃尔西弗太太未受到性侵犯，这使得预谋强奸失败而导致杀人的说法同样不能令人信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凶手哪怕有过拿走任何东西的企图，这又使预谋盗窃的说法难以成立。这样一来，作案的可能动机就大大缩小了。

    杀人的手法——掐脖子——是一种亲近型的犯罪方式。陌生人是不会选择这种手法的，一个经过精心策划、费了一番周折才闯入的人尤其不会这样做。

    警方继续有条不紊、严谨细致地充实其指控理由。尽管他们已确信凶手是何许人，他们手中的证据却仍然都是间接的，必须要有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才行。在此期间，格伦·沃尔西弗搬迁到了与华盛顿市相毗邻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在那里开设了一家牙科诊所。1989年年末，警方准备好了逮捕状以及参考我的分析报告而拟的证据陈述书。1989年11月3日，谋杀案发生了38个月后，一支由州、县和当地警方组成的小分队南下弗吉尼亚，在沃尔西弗的诊所将其逮捕。

    他对前去逮捕他的一位警官交待说：“事情发生得太快了。我们一下子就交上了手。一切都恍若梦中。”后来他声称，他这话说的是闯入者(们)对他的袭击，而不是说他谋害他的妻子。

    虽然当时已有好几个州认可我以犯罪现场分析专家的身份出庭作证，本案的被告方却反对我提出的案情解释，称我为“伏都教巫师”，结果法官最终裁定我不能作证。不过，起诉方已经熟练掌握了我告诉他们的分析思路。经过警方的努力，沃尔西弗被判犯有三级谋杀。

    沃尔西弗一案有许多明显的疑点：摇摇晃晃且反摆着的梯子，性犯罪的现场布置却没有任何性骚扰的证据，脖子上的掐痕名不副实，不去查看妻子女儿而显然表现得对她们缺乏关心，还有孩子从未被任何声音吵醒。其中最明显的疑点却是：所谓的闯入者的所做所为完全不合逻辑。任何私闯民宅作案的人，不管他作的是什么案，都会首先对付构成最大威胁的人——本案中就是身高6英尺2、体重200磅的持枪男主人，其次才会对付威胁较小的人，即本案中手无寸铁的女主人。

    刑事调查人员对于这些矛盾之处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或许是因为这类案子见得多了，我们始终能头脑高度清醒地去分析人们的说法，通过研究他们的行为找出事情的真相。

    在某些方面，我们就像是时刻准备进入角色的演员。演员看到的是写在剧本上的台词，而他想表演出来的却是“潜台词”，即这一场戏真正要表达的东西。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1989年发生在波士顿的一个案子了。卡罗尔·斯图尔特被谋杀，她丈夫查尔斯严重受伤。案子尚未结案，就已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眼看整个社区就要四分五裂。

    一天晚上，这对夫妻听完自然分娩课，驱车经由罗克斯伯里回家，在停车等待绿灯时，据查尔斯称受到一个大个头黑人男子的攻击。他开枪打中了30岁的卡罗尔，之后又向29岁的查尔斯开了枪。查尔斯腹部受重伤，动了16个小时的手术。卡罗尔虽经布里格姆妇科医院的医生的奋力抢救，仍在几个小时后死去。他们的男婴克里斯托弗以剖腹的方式取出，但没过几个星期就夭折了。在人们为卡罗尔举行场面宏大、众所瞩目的葬礼之际，查尔斯还在医院里休养。

    波士顿警方迅速出击，凡是符合查尔斯所描述的攻击者特征的黑人都统统抓了起来。最后，他在一排嫌疑人中点出了一人。

    但未过多久，他的说法开始露出了破绽。他弟弟马修接到他的电话，他要马修帮忙处理一包据称是被盗的物品，于是马修怀疑根本就没发生过抢劫案。在地方检察官宣布将以谋杀罪起诉查尔斯·斯图尔特的次日，查尔斯从一座桥上跳下去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