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破裂了。我们也许会对这件事提出各自不同的看法，但有些事情是不容否认的。在我的女儿埃里卡和劳伦的成长过程中，我离家的时间太久。就是回到了城里，我依然要为手头的案子耗费时间、精力，以致帕姆常常感觉就像一个单亲家长，不得不料理家务、支付账单、送孩子们上学、会见老师、保证孩子们完成家庭作业，与此同时还要教书。到了1987年1月我们的儿子杰德出生时，已经有其他侧写人员与我一道工作，因此外出巡回讲学的时间不如以往那么多了。我得承认我有三个聪慧、可爱、迷人的孩子，而我直到快要从局里退休前不久才真正熟悉了他们。多年来我把那么多时光倾注在研究死去儿童的被害情况上，以至于都不能充分了解我自己那几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孩子。

    曾有过不少回，帕姆跑来告诉我某个孩子受了伤，比如说刀伤或是自行车摔伤。我们都还记得，由于承受着巨大压力和紧张，我经常会说她一通，再谈起我见过的同龄儿童被分尸的情形，难道她不能认识到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是正常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吗？

    你力图不对那些残暴行为显示出完全无动于衷，然而却不知不觉发现自己对一般的受伤无动于衷起来。有一回，我和孩子们一道吃饭，帕姆在厨房里开启食品的包装。她一时不小心，被刀子划伤，伤得不轻。她尖叫起来，我们都冲了进去。我还记得，当看到伤势未危及到性命或者造成肢残时，我饶有兴致地研究起溅血模式来，同时在心里将它与我在谋杀现场见过的溅血模式联系在一起。我开了个玩笑，尽力想化解紧张气氛。我开始对她和孩子们指出，每当她移动手时，我们如何见到一种不同的溅血模式，而那正是我们断定攻击者与受害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方法之一。然而我认为，其他人不会像我那样轻描淡写地看待这次刀伤。

    你力图要与工作中所目睹的一切在感情上保持一段距离，但是很容易到头来成为一个超然冷漠的混蛋小子。如果你的家庭完整无缺、婚姻牢固，就能够承受工作中的诸多压力。可是如果你的家庭存在薄弱环节，各种紧张性刺激便可能导致问题恶化，恰如罪犯被我们搜捕时所面临的情形一样。

    结果，帕姆和我都有不同的朋友圈子。我在她的圈子里无法谈论我的工作，因此我需要身边有同类人。当我们进入调查局或执法界以外的社交圈时，我常常对人们谈论的日常琐事感到乏味。尽管这昕起来不近人情，但是当你整天要琢磨凶手的心理时，邻居的垃圾桶放在何处或者他的围墙漆成何种颜色是根本激发不起你的兴致的。

    不过，我可以欣慰地说，我俩在感情上历尽了磨难，如今又成了好朋友。孩子们与我一道生活(埃里卡在外地念大学)，不过帕姆和我很多时间是在一起度过的，我们现在共同承担着抚养孩子的任务。劳伦和杰德还年幼，我还可以享受一段看着他们长大成人的美妙岁月，我为此不胜感激。

    80年代初期，联邦调查局专职从事侧写的就是我一人。罗伊·黑兹尔伍德，比尔·哈格梅尔等人在他们抽得出时间的时候会助我一臂之力。我们科已经壮大到了十多人。我们仍然不足以应付提交给我们的大量案件，不过我们也只能发展到这个规模。我们保持着彼此之间的个人交情以及与各地警察局的交情。建立交情已成为我们自己的惯用手法。给科里打来电话的很多警察局长和警探是在全国学院的课堂上与我们相识的。治安官吉姆·梅茨和副巡官林德·约翰斯顿皆是全国学院毕业生，前者曾打电话请我协助寻找谋杀莎丽·史密斯和黛布拉·赫尔米克的凶手，后者曾打电话给格雷格·麦克拉里，请他协助查明在罗切斯特市滥杀妓女的凶手。

    到了80年代中期，行为科学科已经分拆成行为科学教研科和由我担任罪犯个性侧写项目主管的那个科，即行为科学调查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