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进客厅，把鞋柜翻了一遍，找出一双男士旧拖鞋。不像别的鞋子，必须要码数合适才能穿，拖鞋是不管脚大一点、小一点都能凑合着穿。

    我拎着拖鞋走到院子里的水龙头下，把看着挺干净的鞋子又冲刷了一遍，立放在太阳下曝晒。

    估摸着他还要一会儿才能吃完，我拿起抹布，一边擦拭院子里边边角角的灰尘，一边时不时地查看他一眼。

    以前爷爷还在时，藤桌、藤椅一般放在主屋的檐下或者庭院正中，乘凉喝茶、赏景休憩，都无比惬意。爷爷卧床不起后，没有人再有这个闲情逸致，藤桌和藤椅被挪放到了靠着院墙的角落里，那里种着两株龙吐珠和几棵九里香，都长了十几年了，九里香有一人多高，攀附而上的龙吐珠藤粗叶茂，恰好把他的身影遮挡住。

    我看不清楚他，但隔着扶疏花影，能确定他一直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没有不安分的动作。

    我放心了一点，虽然海岛民风淳朴，别说强奸凶杀，就连鸡鸣狗盗也很少发生。爷爷一直骄傲地说自己的老家是桃花源，宁可孤身一人住在老宅，也不肯搬去城市和爸爸住，但我在大城市生活久了，怜悯偶尔还会有一点点，戒备却永远只多不少。

    正在胡思乱想，继母的说话声隐约传来，我立即放下了抹布。

    沈杨晖兴冲冲地跑出屋子，大呼小叫地说：“沈螺，你怎么起这么早？”

    沈杨晖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典型的独生子性格，没什么坏心眼，但十四岁的少年，正是“中二病”最厉害时，绝不招人喜欢。

    我还没回答他，爸爸的叫声从二楼的卫生间飘了出来，“沈杨晖，说了多少遍了？叫姐姐！”

    沈杨晖做了个鬼脸，满不在乎地嘀咕：“沈螺都不叫我妈‘妈妈’，我干吗非要叫她姐姐？是吧，沈螺？”

    继母走了出来，朝我微笑着打招呼，“小螺，早上好！”

    我也扯出微笑，“杨姨，早上好！”继母姓杨，她嫁给我爸爸时，我已经十岁，离婚家庭的孩子都早熟，该懂不该懂的我基本都懂了。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她没打算当我后妈，我宁可被爸爸斥骂，也坚决不叫她妈妈，只叫她杨姨，她欣然接受。

    杨姨在沈杨晖背上拍了一下，催促说：“去刷牙洗脸。”又提高了声音叫：“海生，盯着你儿子刷牙，要不然他又糊弄人。”

    我不禁失笑地摇摇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已经二十五岁，不再是那个十岁的小丫头，继母却还是老样子，总喜欢时不时地提醒我，在她和爸爸之间，我不是家人，而是个外人，却忘记了，这里不是上海那个她和爸爸只有两间卧室的家，这里是爷爷的家，是我长大的地方，她才是外人。

    乡下人没有那么讲究，宽敞的厨房也就是饭厅。等爸爸他们洗漱完，我已经摆好早饭。

    杨姨客气地说：“真是麻烦小螺了。”

    我淡淡地说：“不用客气，我已经吃过了，你们随便。”

    爸爸讪讪地想说点什么，沈杨晖已经端起碗，大口吃起来，他也只好说：“吃吧！”

    正在吃早饭，敲门声响起。

    我刚想去开门，沈杨晖已经像一只兔子般蹿出去，打开了院门。爸爸不放心，放下碗筷，紧跟着走了出去，“杨晖，和你说过多少遍，开门前一定要问清楚，认识的人才能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衣冠楚楚、戴着眼镜的男子，浅蓝色的条纹格衬衣、笔挺的黑西裤，斯文下藏着精明，显然不是海岛本地人，爸爸训斥沈杨晖的话暂时中断了。

    他疑惑地打量着来人，“您找谁？”

    对方带着职业性的微笑，拿出名片，自我介绍：“我是周不闻律师，受沈老先生委托，来执行他的遗嘱，您是沈先生吧？我们前几天通过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