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更有价值，还是一直就短缺的东西更有价值？在这个曲奇实验中，答案很清楚。当供应由充足变为短缺时，人们对曲奇产生了一种比供应一直短缺时更为肯定的正面反映。

    人们对新近变得短缺有更强烈的感觉的观点也可以运用到曲奇以外的很多领域。例如社会学家确信，正是这种短缺引起了政治动荡和暴乱。可能这个论点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戴维斯。他说，当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跟着有发生了短暂而急剧的倒退时，我们最有可能看到革命和动乱现象。因此，在一个社会中，特别容易揭竿而起的，并不是那些一贯受压迫最深的人，因为对我们来说，自己所受的压迫可能已经成了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相反，革命者更可能是那些至少过过好日子的人。当他们亲身经历过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进步并希望更上一层楼，但突然得知这一切变得可望而不可及时，他们对这种进步的渴望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因而经常会以武力来保卫这一切。

    戴维斯从许多有关革命、造反和内战的历史事件中为他的新理论收集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事件包括法国、俄国和埃及的革命，以及诸如19世纪罗德岛的多尔叛乱、美国内战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黑人暴乱等。在每一个例子中，都是先有一段繁荣稳定的时期，然后出现一连串的倒退，最终引发了暴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城市的种族冲突就是一个我们大多数人至今还记忆犹新的例子。那时候人们经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现在？”在过去的300年中，美国黑人大部分时间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而其他时候也是生活的贫困之中，但他们却选择了社会进步的20世纪60年代来发动暴乱，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事实上，正如戴维斯所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暴发后的20年给黑人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在20世纪40年代，黑人在居住、交通和受教育等方面的自由都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而且即使所受的教育相当，黑人家庭的平均收入也只有白人家庭的一半多一点。15年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联邦立法取消了在学校、公共场所、居民区、工作场所对黑人实行的正式和非正式隔离的法律。黑人的经济状况也普遍有了改善，黑人家庭的收入与同等教育水平的白人家庭的收入相比，这个数字已从56%上升到了80%。

    但是，根据戴维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分析，这种快速进步的势头受到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的阻碍。首先，社会现实的变化远不如政治和法律的变化来得那么快。尽管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通过了许多有进步意义的立法，黑人仍然感到在居住、工作和学校等各方面受到歧视。因此，在华盛顿立法机构取得的胜利到了家乡却让黑人们觉得是一个失败。例如，在最高法院1954年决定取消所有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之后的4年间，发生了530起旨在阻止学校种族融合的针对黑人的暴力事件（恐吓黑人儿童及其父母、爆炸、纵火等等）。这种暴力行为不免使人产生一种感觉，觉得黑人的权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倒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黑人私刑处死的事件曾经达到过平均每年78起，而现在黑人又要为他们家庭的安全担心了。而且，新的暴力也不仅局限于学校以及与教育有关的领域，公民和平示威游行的权力也经常遭到敌对人群和警察的干涉。

    而另外一种形式的倒退则表现在黑人的经济地位上。1962年，黑人家庭收入下滑，只占到同等教育水平的白人家庭收入的74%。按戴维斯的观点，74%这个数字在人们心目中并不代表从二战之前开始的长期繁荣，而是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繁荣的基础上出现了短期的衰退。因此，在1963年发生了伯明翰骚乱，以后又断断续续地发生了很多暴力示威，最终导致了沃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