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更没有门路，只有几分姿色。挣了钱，不为自己，而是寄回老家，给老家的警察做缉捕杀死她哥哥凶手的办案经费，她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寄一次钱，每一次的数目成千上万。警察拿了她包含血泪的钱，南下北上，却一次一次让她失望，没有结果。谁说得清，这些钱是不是被那些警察用来吃喝玩乐、旅游观光了？倘若是，孟夷纯的梦恐怕永远无法实现。

    假如迫不得已出卖肉体，是血泪斑斑的耻辱，那么，出卖灵魂和良知，又算什么呢？

    小说还写了跟刘高兴一起拣破烂的人：爱发牢骚的黄八、粗俗的杏胡夫妻。他们都来自农村，生活也非常艰苦。当听刘高兴介绍孟夷纯的遭遇以后，都显出极大的同情心，他们按时捐钱，攒起来，由刘高兴交给孟夷纯。钱不多，却是厚厚一份心意。善良的人性在他们朴素的行动上，熠熠生辉。

    作为城市的成功者、城市人的代表，韦达却是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玩弄了孟夷纯肉体和灵魂，还把孟夷纯介绍给他的狐朋狗友，美其名曰：帮助孟夷纯。说到底，韦达是在骗取孟夷纯的信任，使孟夷纯更加信任他、依靠他，为他提供更好的服务。孟夷纯被警察抓了以后，韦达在刘高兴面前表现出的冷漠和无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五千元钱的赎金对韦达来说，不过小菜一碟。可是，他却装不知道，即使刘高兴告诉了他，他也不出手搭救。他的骗术比以行骗谋生的石热闹更高明、更无耻。到故事结尾，孟夷纯都还认为韦达是好人，有恩于她，念念不忘。

    长篇小说以刘高兴背五富的尸体回乡开头，以刘高兴处理完五富的后事在广场上遇到韦达结尾，中间是不急不慢的故事。没有拖沓，没有冗笔。情节引人入胜，细节精彩别致。读这本小说，我不断感叹作家竟能写出这样精彩的细节。每一个细节都显示着贾平凹式的幽默。读小说后面的《后记一：我与刘高兴》，知道刘高兴的原型跟作家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动笔之前，贾平凹跟这个叫刘书桢的儿时伙伴相遇于西安，这位伙伴就在西安捡破烂，通过这位伙伴，贾平凹获得了许多拾荒者的第一手资料。为写好作品，作家深入西安大街小巷，了解更多像刘高兴那样的拾荒者的生活遭遇。作者说：“在大都市里，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一个晚会上百万，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能轻易触摸到的脉搏。”

    中国文人向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传统。作家关注时代、关注现实，是时代的大幸，也是作家应尽之责。刘高兴不仅代表一个阶层，从他能识文断字甚至读得懂、理解得到锁骨塔上的碑文看得出来，他还寄托着作家的人文意识，作家通过刘高兴这个人物向这个时代提问，对这个时代进行思考。因此，小说的主人公刘高兴生活贫困，精神却饱满，正好跟城市（或时代）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

    小说的沉重、所引起的反思应该就在这里。面对农村，我们应该反思，怎样才能使农村物质更丰富，只有物质丰富以后，才能有更多、更健康的精神层面的东西在农村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面对日益物质化的城市，我们必须关注一天天在流失、减少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一座城市，如果失去了精神、失去了灵魂、失去了向往和追求，将是野兽的乐园、畜生的天堂。

    生活中的刘高兴们常常被生活的艰辛压迫得无暇反思命运的悲剧本质，但他们仍然一天天地活着，黄连树上弹琵琶，苦中作乐，“得不到高兴，但仍然高兴着”，而且“越沉重越轻松”。也许这就是麻木，是精神胜利法，当然更是含泪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