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霭又跑浴室去冲洗，深入细致地洗了一通，还是有种不干不净的感觉。她想起滕教授说的“我不喜欢的人，我觉得她们脏”的话，深有同感。以前她也不喜欢跟赵亮做爱，但还没到这么厌恶的地步，现在简直是生理上反感，她担心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会把赵亮吐个满头满脸。

    洗完后，她回到床上躺下，赵亮已经睡得鼾声四起了，但她一点睡意都没有，心情很烦躁，突然觉得生活很没意思。

    她原本是个不爱操心的人，从来不考虑“人生的意义”“人为什么活着”之类的一级哲学问题，也很少考虑“我这一生想干什么”“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之类的二级哲学问题。她一般只关心眼前的生活，而且要求不高，过得去就行。

    在此之前，她还从来没有过不去的感觉。出国之前，她虽然不是富婆，但也不算贫穷，从来没为钱发过愁。出国之后，她也没为钱发过愁，挣的钱够吃够穿，虽然借过两次钱，但她知道自己有能力在短时间内还清，所以不算什么。

    但现在她不得不为钱发愁了，因为她每个月的工资扣掉税，只够她交房租，供车，吃饭。但赵亮和欣欣来了，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多两张嘴吃饭，倒没什么，美国的食品不贵，住房也没增加负担，顶多就是电费多一点。

    但孩子来了，就得买医疗保险，听说不买保险，孩子就不能参加学校组织的field trip（外出，旅行）之类，万一生病那更不得了，大人可以扛一扛，但小孩子不能扛，有病就得看医生。赵亮的腰也有点问题，有时会突然痛得不能动弹，也得买保险。光这两个人的医疗保险，每月就得好几百。还有赵亮的学费，每学期也得几千美元。

    这两大笔钱，叫她上哪里去找？

    她来美国这几年，还了她单位几千美元，办移民交了几千美元，寄给赵亮几千美元，寄给妈妈几千美元，买车交首期几千美元，这里几千，那里几千，钱都用光了，账上几乎没存款。

    博士后的工资都很低，提工资也没什么希望。美国的工资很死，说多少，就是多少，没有奖金，没有红包，没有这补贴那补贴，不像在中国，工资单上只几千，但有七七八八各种名目的补贴津贴，还有药厂的回扣，病人家属塞的红包等，比工资单上高出好多倍。

    她现在很后悔当初老板去世的时候，她没向大老板要求加工资，如果那时候提出来，她的工资肯定不止现在这个数了，因为那时老板去世了，她就是项目里唯一懂得核心技术的人，那个项目离了她就转不动，如果她提出加工资，不加就走人，大老板肯定会给她加工资。

    但现在已经晚了，那个项目已经结束了，她现在拿的是大老板的钱，虽然她仍然是项目里技术很过硬的一位，但大老板的研究项目并不是什么尖端科学或者最新技术，能做她这份工作的人有的是，如果她现在要求加工资，那肯定是发神经，大老板可以马上解雇掉她。

    她想到今后的日子，感到黑天无路，房没房，钱没钱，女儿不亲，丈夫不爱，但她还得为丈夫筹措医疗保险费和学费，隔三岔五的，还得忍受油耗子来恶心人，这活着有什么意思？

    合家团聚的第一个晚上，她躲进浴室，偷偷哭了一场。

    第二天，她请假没上班，带女儿去看学校。

    D市的中小学是就近入学，住在哪里，就只能上哪里的学校，没得选择。滕教授说她女儿要去的那个学校不好，因为她住的那个区不好，穷人多，在学校吃free lunch（免费午餐）的学生多，而美国学校的规律之一，就是吃free lunch的学生越多，学生的平均成绩就越差，学校排名就越后。

    她当时就急得掉泪，因为她没能力在好的学区买房或者租房，就只能委屈女儿上不好的学校。滕教授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