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抵抗的余裕，哀叫声过了一会也中途消失了。

    姜原以不可思议的腕力，猛烈地绞杀美子的喉管，似乎可以听见喉咙的软骨“咯咯”的破碎声。拼死抵抗的美子双手无法从背后触摸到姜原，涨红了的脸色由紫变成青黑。嘴里冒出血红的唾沫。如果姜原能从正面看见美子这一可怕的凄惨形象，说不定会松手的。

    美子一阵痉挛抽动之后，身子软了下来，从生命的桎梏中逸脱出来。姜原用手摸了摸她的鼻息，没有丝毫的气息。

    姜原以“杀妻”的罪名向附近的警署投案自首。警车呼啸着向美子送命的场所急驰而去，准备勘查现场取证。

    在警署被拘留中，姜原的精神仍处于狂乱的状态之中，身体也越来越憔悴，而且头痛难忍。警方没有办法，只得送他到附近的医院中紧急治疗，等他的身心状态稍微稳定后，再押回警署进行刑事调查。

    三天之后，姜原出院被押回警署。不过等待他的却是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子没有死，被赶到现场的警察救往医院，经过抢救，终于救回一命。

    美子提出要求，在她稍微康复以后，要赶往警署与丈夫见上一面。

    对此，姜原断然拒绝。美子再三要求，还是遭到拒绝。

    刑事调查和鉴定开始了。美子委托律师向检察官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申诉：

    “第一，姜原在杀妻时，是处于一种精神狂乱的精神病状态之中，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识别能力；

    第二，为此，应该送精神病院彻底治疗；

    第三，在治疗结束前，女方不会提出任何离婚协议。”

    检察方面的刑事调查，集中了精神医学、人格心理学和司法精神鉴定方面的专家进行判定。判定的焦点在于：姜原在杀妻时是否处于精神异常之中，并由此来判定其刑事责任的大小。

    与此同时，姜原也向检察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申诉书，内容简述如下：

    尊敬的检察官先生：

    这次杀妻事件，我不是出于精神异常。尽管我有过心理治疗的经历，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自我和犯罪行为的判断能力，即我杀人时我的神智是清醒的。

    因此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我这次是故意杀人。

    第二点，既然我是故意杀人，应该受到刑事的追究和量刑，因此应该被送往监狱，而不是精神病院。

    自从我怀疑自己得了脑癌，由妻子带往脑科医院吉田大夫处诊断以来，妻子的态度有了转变。这使我感到深深的不安和疑惑。

    我一直在想，她是希望我患上癌症还是不希望。或者是利用我的强迫性格，使我产生病的绝望想像？但绝望是绝望，疑惑是疑惑，我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

    有一天，趁妻子不在家，我偷看了她的日记。才发现我不过是她的一个“同居者”，也一直是她精神上的被支配者、被分析者，她在日记中明确地记载了我患有重病。这使我对吉田大夫的诊断有了怀疑。但如果去其他医生那儿复诊核查，即使患了癌症，大夫也不会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

    于是，我想到一个方法，去其他医院诊断时乔装打扮，戴上假发和胡须。在了解诊断结果时，再恢复本来的姿态，我是以家族中的兄弟身份去打听。这样做尽管让人感到有些害怕，但居然让我办成了。

    而其他医院诊断下来的结果与吉田大夫相同，我患的不是脑癌，而是神经性的头痛症。也就是在这时候，我发现妻子频繁出入于吉田大夫的家中。

    她去那儿干什么？既然我患的不是什么重大的病症，有必要那么频繁地出入一个医生的家里吗？而且她为什么又要在日记中记载我患有重病呢？

    最后我发现妻子与那个医生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即吉田大夫不过是以前和美子有过肉体关系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