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困难与纠纷，往往非医学所能完全排解。我们不能不把性的冲动看做一股力量，好比发酵的力量一般，这不只是一个比喻，恐怕也是一个事实，自生理学发达以后，这方面学者的见解确已渐渐地公认性冲动是一种体内的发酵作用，由不止一种的强有力的酵母发出，而其表现的方式又可以变化无穷，有健康的，也有病态的，有正常的。也有反常的，有时候并且可以反常到一种程度，让我们几乎看不出它和性欲有什么关系，不过无论方式如何，有一点是相同，即我们尽管可以在相当限度以内加以控制，加以利导，但决不能把它完全抑制或抹杀。这样一个对性冲动的观念，把它完全看作一股动的力量，而不是静的事物，虽还比较新颖，其实前人也早已隐约看到，精神病理学家安斯蒂在半个世纪前已经运用这个看法来解释不只一种的精神病态，这几种病态后来大部叫做神经衰弱。兴登也曾把它发挥过，特别是在某些道德方面。后来在自动恋的观念里也有它的成分，如果性冲动不是一股内在的活力，自动恋的种种现象自无法解释。到了弗洛伊德，不用说，这观念更遇上了一位能手，弗氏更把它发挥得曲尽其妙。

    笔者刚才说，性冲动是“一些强烈的酵母的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一种动力”。

    这说法还失诸模糊隐约。如果我们要为它下一个更准确的界说，我们不妨换一种口气说：“性爱的人格是建筑在一个三边有密切联系的三角上的，这三边是大脑、内分泌系统和自主神经机构。自主神经机构是比较处于背景之中而不大显露的，但其重要性似乎不减于其他两边。不妨在这里解说一下，这机构包括消化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系统、许多的分泌腺以及这些系统所附带的中枢神经核。这个机构所管制与调节的可以说是生命的全部基本功能。在心理学者中，康普夫（Kempf）对行为中自主的因素，一向认为极有意义，未可等闲视之， 因为我们行为里有此成因，所以在生活环境中，我们会发生他称之为两种富有驱策性的动作的趋向， 而让我们或取或舍， 或趋或避， 可以分别叫做趋利的强制（acquisitive  compulsion）与避害的强制（avertive  com pulsion）。这两种强制的动作大部分是归这自主的神经机构负责的。我们的动物界的祖先很早就有这个机构，因此，遇到危险，就知痛苦，因此要解除痛苦，就知所舍弃，知所闪避，及舍弃与闪避成功，痛苦就可以解除，生命借此得以维持延展，于是这些动作的倾向以及主持这种动作的机构得以保留而传授给高等动物，并且终于传授到我们身上。这一番见解可以帮我们的忙，把身心两方面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而使我们了解为什么一个个体在活动上归根结蒂是一个单位，一个分不开的基体。

    它还帮着一种忙，就是教我们对所谓的“意志”，所谓的“情欲”，或总起来所谓的“欲”，即精神分析派所称的libido，或哲学家讲到性冲动时喜欢引用的“志”——也就是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的“志”（will），从此可以有一个更精确的观念，英国文学家卡莱尔（Carlyle ）很早也说过：“我们所听说的各位上帝里，惟一最著名的一位也就是德国文字源流家格里姆（Grimm ）所能考见到最早的痕迹的一位，那就是叫做意志的上帝了（God unsch或God ill）。”

    从1912年以后弗洛伊德运用他那一支生动灵活的笔，对于因性生活的困难而足以引起神经病态的各式各样的条件与环境，都曾加以仔细探讨。而他这一番探讨的结果，比起别人来，要特别见得有意义。因为，他虽然是精神分析派心理学的一位开山祖师，其见识比较广博，议论比较周密，往往处于一个超脱的地位，而不落一般精神分析派的窠臼，不被此派门户之争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