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很难解释心理学在希腊的突然出现和兴起，则解释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压倒它的心理学冬眠就几乎是同样困难了，那是一场持续了两千年的漫长睡眠。直到17世纪之后，心理学的问题才又一次像在希腊文化昙花一现的繁荣期间一样，激发和刺激了一些思想者的兴趣。

    然而，“冬眠”和“睡眠”都是些误导性的词，它们暗含一种对此情况缺乏了解的意思在里面，而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在整个希腊典盛时期的光芒中，在罗曼娜女神、在基督教对社会的转变中，在罗马帝国的解体中，封建制度于罗马帝国废墟上的出现，还有文艺复兴时期学习的更新，心理学既不是垂死的，也没有被人遗忘。在这些漫长的世纪和社会的变形中，一些知识分子继续提出一些希腊哲学家们提出过的问题，并形成了一些答案。可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站在学术评论人的立场来做的，在已经做过的工作上再次劳动，而不是作为探索者和发明人来工作。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产生过使心理学知识产生重大进步的、新的重要思想。

    也许，到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晚期，心理学已经发展到了思辩和深思能够到达的最远边际。他的时代以后，那些对心理学理解感兴趣的人继续依赖这个方法，可这门科学不可能在没有观察、测量、取样、测试、实验和其它实证过程的情况下产生进步。

    然而，对这场漫长的睡眠，却有另外一种更大的解释：主导西方文明达2000年之久的社会和宗教方法没有哪一种启发人们去探索心理学的未知领域。由于不同的原因，希腊式的社会，罗马式的社会和基督教促使那些思考心理学问题的人仅仅做一些考察先辈的工作，看看有没有可以修改用来适应他们自己的信仰系统的东西。

    然而，这些学者、编辑和校订者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依然值得我们注意，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任何科学史上，都有很长的一个时期是其实施者在对一些已经接受的理论上做一些小的修订工作，以使其适应很难控制的事实。在这样的期间，科学就像茧中之蛹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以期使其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这段蛰伏期间发生的事情，可能比有形变的动物出现时要产生较小的戏剧影响，可对知识的进步却也不见得无关紧要。

    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心理学冬眠的晚期，基督教学者们精选了修正了希腊的心理学学说，并在神学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有关人的本质的非科学的假设，这些假设在大众思想当中一直流传至今。看看这些假设是怎样以及何时发展的会帮助我们理解现代的一些争论，如意识是否可以存在于与身体分开的思维当中（比如在体外的经验或者死后复生的经历之中的一些思维中），或者它是否就是发生在活体大脑中的一些物理和化学事件的连结。

    当亚里士多德于前323年因为政治动乱而离开雅典时，他任命自己长期的朋友和同事泰奥弗拉斯托斯为学园的园长，他后来还把自己的图书和所有作品的手稿遗赠给他。很清楚，亚里士多德对他甚为重视。

    泰奥弗拉斯托斯（约前372-前286）的确是位杰出的老师和学者。他主持学园成功地运行许多年，是位非常流利的演讲人，一次竟有2000人前来听他演讲。他还极为勤奋，在他的一生中完成了227部——有人说有400部——有关宗教、政治、教育、修辞学、数学、天文学、逻辑、生物学和其它一些学科的著作，包括心理学。

    然而，尽管亚里士多德判断准确，可他没有预料到，几乎没有任何人会记住或者读过泰奥弗拉斯托斯除其中最为琐屑的《性格》一书外的任何作品。这是一系列简短的讽刺性原型素描，如谗媚者，饶舌者和傻子——这是后来非常流行的一种文学样式的最初样品。这些素描是一些广义上的心理学作品，因为它们报告了行为上的一些现象，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