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唠叨不停，说不出一点对路的东西来。有一天，弗洛伊德问她，为什么会有胃疼，是什么引起的：

    她非常勉强地回答说，她也不知道。我请求她第二天一定要想出来。她就带着明显的抱怨口气说，我不应该问她这问她那，而应该由她来把想说的东西告诉我。

    这一点给了他启发。弗洛伊德感觉到，这是一个重要的请求，应该让她按自己的意愿进行下去。她开始谈到她丈夫的死亡，她从这里开始东扯西拉，最终讲到了夫家亲戚和一位“意图不明的记者”对她的诽谤，大约是说她毒死了自己的丈夫。虽然这与她的胃疼毫无关系，可还是使弗洛伊德想到她为什么会与人隔绝，不爱交际，以及她为什么会讨厌陌生人。以前催着问这问那并没有讨出个真口信，可让她自己由着性子讲开去，反而得着了重要想法。他于是就想到，尽管让病人东扯西拉听起来很乏味，可让病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倒是个比直催诘问更为有效的路径，可收曲径通幽之妙。久而久之，他最终就想到了要使用这个对治疗和研究都是至关紧要的方法，即“自由联想法”。

    弗洛伊德还想到，这个技巧可能还会省去一些麻烦，特别是那些催而不眠的病人，此法可派大用场。他请这些难以催眠的病人——不久之后让所有的病人——都在诊所的躺椅上躺下（弗洛伊德觉得，使用躺椅会帮助病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思想上面而不是去注意分析师，可是，他承认这也是出自个人动机：“我无法忍受一天8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让病人瞪着眼睛看我”，闭上眼睛，集中精力回忆，把随便想起来的任何东西讲出来。可他们常常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或者，想起来的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这当然自有原因：弗洛伊德已经注意到，凡是很难想起来的一些记忆，都是病人力图忘记掉的东西——这些记忆涉及一些羞耻的事情、自责、“精神痛苦”，或者是实际上的伤痛。不愿回忆起创伤性情节的病人都在无意识地保护自己不受痛苦的折磨。

    弗洛伊德把这种不能回顾痛苦记忆的现象称作“抗力”，并发明了一种办法来打破这种抗力。他首先在1892年使用了这个办法，当时，一位少妇不能够催眠，也讲不出任何有用的回忆细节。他用手按着她的前额，向她保证说，这一定会产生这样的记忆。事实也如此。她第一次想起来的事情，是她回忆到了有一个夜晚，当她从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回家时，她站到了父亲的病床边上。从这里开始，她继续想下去了，很慢，东一句西一句的，可她想到了一些相关的思想，过一会儿之后，她想起来，她曾感到非常内疚，父亲深卧病床而她自己却在开心聚会。最终，经过很大努力之后，弗洛伊德使她认识到了其中一个症状的原因，即她腿部的疼痛，那是因为要防止作乐，以免带来内疚感。她后来完全恢复了，并且结了婚。这个过程最关键的部分，倒不是弗洛伊德用手做到的事情，而是病人同意去做的事情。如他后来解释的：

    我（向病人）保证，只要额上有压力，他都会看到眼前有一个图片形式的回忆，或者在他的思想里面，将出现一个突然想到的想法，我还请他把这个图片或者想法告诉我，不管是个什么东西。他不应该把这个想法保留在心底，因为他可能碰巧认为那不是所需要的东西，不是正确的想法，或者因为这个想法或者图片太令人不快，他不愿讲出来。不要对它作出批评，也不要因为情感上的原因，或者因为认为这东西不重要而沉默不语。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找到需要的东西，而只要掌握了这个方式，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地找到它。这样想出来的东西很少是一个已经忘记的痛苦记忆，而多半是一个联想链中的一段，如果加以追索，会慢慢导向一个病源性的思想，和它隐藏的意义。在《癔病的研究》中，弗洛伊德把这个过程叫做“分析”，次年，即1896年，他开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