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友派的妇女，并与她生了孩子。哥达德追踪卡里卡克跟这两位妇女的好几百名后裔，直到本世纪初为止。哥达德报告说，与吧女所生的大部分后代都是弱智、不道德或者是犯罪分子，而教友派妇女这边几乎所有的后代都是社会上正派诚实的人。

    我们现在知道，这项研究有很大的毛病。除开其它方面不说，只有很少的家庭是经过，或者可能进行过测试的，所说的大部分例子里面的智力问题都是仅凭长相或者二手报告及谣传。另外，哥达德说，两边的孩子们生长的环境都大致相同，可现存的信息（比如两边孩子们的成活率）却清楚地显示了相反的情况。可是，在当时（1912年）及许多年里，“卡里卡克一家”被许多心理学家和普通读者看作有力的证据，证明智力能力的基因传递——哥达德实际上用了“好血”和“坏血”——及其社会后果。

    哥达德得出的比西氏数据及其有关卡里卡克一家的发现，引导他采取了一个比高尔顿严重得多的立场：“非常清楚，弱智者不应该允许其结婚，或者成为父母。要使这项规定得以实行，很明显，社会的智力部分应该强化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哥达德作为专家证人两次出席全国委员会的听证会，倡导对“弱智者”实行绝育措施，其中的一次会议很快延伸到了贫民、罪犯、癫痫病患者、精神病人和先天残障者。

    立法者对哥达德和其它心理学家的申述印象颇深，到1931年，27个州都颁布了法令，强化执行优生绝育法，成千上万心理和社会“有毛病”的人都在接下来的30年内实施了绝育手术——光在加利福尼亚一地就有近10000人。可是，到60年代，一方面，对不适生存者强行实施绝育手术看上去与纳粹暴行无异，另一方面，对心理和社会能力缺乏的环境解释占了主导地位，一些州的立法机构开始呼吁立法机关批准新法规，对心理迟钝者实施自愿基础上的绝育。

    哥达德在移民问题上也积极地呼吁采用比西氏标准，并带来了实施的结果。从世纪之交开始，移民一直就在向美国倾入。许多人是文盲和社会能力落后的人，这就在美国引起耽心，怕这个国家会因为心理和社会能力“有缺陷的人”而出现问题。此前，国会早已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精神病人和白痴进入美国，在每天到达的数千申请者中，移民官员拒签约十分之一，可是，还是认为有可能通过别的渠道悄悄溜进来一些。1913年，美国移民局长官请哥达德研究艾利岛上的甄别手续，并拿出一个方案来。哥达德和其他几位助手挑出一些从外表上看去有点像心理有缺陷的移民，再通过翻译让他们做比西氏标准测试。大部分人的得分都在缺陷范围内——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的疲劳、害怕、缺乏教育，再加上翻译的困难——因此，工作一周后，哥达德建议，移民官员在此使用简洁的“心理学方法”，以比西氏测试为基础。1913年，拒签明显低能移民者的比例升到百分之三百五十，到1914年，又在此基础上上升一半。

    哥达德1914年继续在艾利岛工作了几个月；从到达的移民中抽取的样品看出，犹太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有五分之四属于低能者。哥达德本人都有些怀疑了。他再次检查这些数据，对答案进行思考，再把数字降低一些，可也只是在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范围内。这些发现，加上由思路差不多的一些心理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影响国会于1924年起草了一个严厉的控制移民法，对东欧和南欧的配额减少到北欧和西欧配额的五分之一。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刘易斯·M·特曼，他虽然接受了哥达德翻译的比西氏标准，但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感觉到，他可以纠正这个标准，并使之更加准确。跟哥达德和其他许多同意智力遗传主义论调的人一样，特曼相信，有一种对这种方法的社会需要。他还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