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双重的。加伦在很久以前正确地假设，这是因为两只眼睛里的神经细胞都到达同一个脑区。可是，这只不过是答案的一部分。除开较远处的物体外，两个视网膜接受到的所有物体的图象都稍有不同，两只眼睛轮流开闭看一个近处的物体就可以轻易地证明这一点。（每只眼睛看到的物体一侧比另一只眼睛多，而且，物体与周围背景中事物的相互关系也不一样。）可是，如果这些稍有不同的图象在大脑里面重合，其结果为什么又不会模糊呢？

    知觉研究者回答说，不同图象的“重合”发生在视皮层中。得出一个三维的图象。他们甚至还精确地指出了皮层中被双眼差异激发的特别细胞。可是，这些细胞，或者其它一些由它们输送信息到里面去的细胞是如何将不同的图象重合起来，形成一个三维图景的，目前这还是个谜。

    另一个有趣的，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是，视网膜上的图象是如何映照在大脑里面的？大脑里面并没有一个可供投射影象用的屏幕，那么，进入大脑里面来的数据流是如何被看见的呢？而且，如果图象是以某种方式投射到这个屏幕上，或者投射到大脑里面别的什么地方的，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看到这个图象的呢？这个问题又使人想起一个古老的说法，即，有一个侏儒或者小矮人——即思维的“我”——他在感知到达大脑皮层里面的信息。可是，如果是侏儒在察看图象，那么，它是在用什么东西看呢？也是某种眼睛一样的东西吗？那么，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在察看到达侏儒视觉中心的东西呢？等等，等等。

    与这个谜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个视觉记忆的问题。每一位成人都在他的或者她的大脑里面储存着大量的图象：熟悉的面孔、房子、树木、草叶、云朵、曾经睡过的床。这些东西稍加观察后即以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我们虽然不能把所有这些一下子都调入大脑，可是，通过这些记忆，我们却可以辨认出第二次看到的东西。1973年，一位极有耐心的加拿大心理学家莱昂内尔·斯坦丁，让志愿者们观看了10000多张不同题材的快照，他显示照片的速度为每天2000张，一连进行5天。后来，当他把这些照片混在其它一些新照片里面让受试者看时，他们能把三分之二看过的照片认出来。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存储所有这些仅仅掠过一眼的图象，又是以什么形式来存储的呢？当他们第二次看见图片时，他们是如何在记忆里面找到这个图象并将它与进来的这个图象进行比较的呢？肯定不是通过把存储下来的那一个投射在大脑屏幕里面来进行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屏幕。而且，不管它们以什么方式显示出来，在里面的东西既会看存储下来的，也会看新来的图象——啊！又是这个令人头疼的小矮人。

    这些只不过是有关视知觉神秘之中的少数几个例子，也许，在心理学中，没有哪个领域曾弄出这么多的数据而又只有少数一些确定的答案。不久以前，一位有争议但极受注意的知觉理论家詹姆斯·J·吉布森很平淡地说过，知觉研究者们在过去几百年时间里所学到的只是“对实践性的知觉业不相关和偶然的一些东西”。知觉心理学家斯蒂芬·M·科斯林和詹姆斯·R·波梅兰茨说得更轻巧些，他们说，尽管收集到了大量的数据，可是，人们对知觉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另外，他们还说：“我们的确了解一些情况。”的确，许多事情——许多足以开始了解它的问题，足以回答至少其中一些有趣的问题，去掉其它一些问题，从而让位给更有说服力的一些事情。

    几百年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进行辩论，焦点在于我们是天生就有使看到的事物产生意义的精神能力（康德学派或者先天论者的观点），还是必须通过经验来学习，从而解释看到的事物（洛克或者实验论者的观点）。当心理学进入实验阶段时，知觉研究的发现不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