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若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站在长岛海湾某个静悄悄的河岸上，你可能有幸看到一只雌性麝香鼠在拼命游动，当一只雄性麝香鼠紧跟在后面狂乱地拨拉着追赶雌性的时候，雌性会大声尖叫。（无一例外，“他”捉住了“她”，或者是“她”无一例外地让“他”捉住。）如果你在春天荒芜的长岛海滩上，可能会看见一只雄海鸥狂乱地驱赶着一只雌海鸥，因为这只雌海鸥在不断地贴近，以期从它正在独自享用的蟹肉上分一勺羹，可是，一星期后，你会看到它允许雌性叼走一块肉，再过一星期后，你会看到它正在把一大块肉往雌性嘴里喂。（再过一两天后，“他”会骑在“她”身上，而“她”也默不出声地答应了。）

    在人们可以分辩的范围内，这些动物从没有问自己，为什么另外一方会这么做，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举动。只有人类才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也许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心理学最为基本的问题。

    原始人类有一系列的答案：人类的行为是由神灵、魔力掌握的，是吃了某种动物的某个部分后决定的等等。半原始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只是稍稍复杂一点而已，他们认为，神灵把思想和冲动直接放在了人的思想内。可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历史飞跃：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内部力量所致-肉体的感觉和想法。

    然而，他们认为这两种内部力量是互相矛盾的。比如柏拉图，他认为我们都受到肉欲的控制，除非理智为我们显示一个更好的办法，意志会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情欲——我们受其驱使的欲望和情绪都是邪恶的，而理智是有益的，这个想法在日后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会主宰西方思想当中有关行为的概念。它会影响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家，比如基督教的大弟子保罗，还有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下面就是保罗哀叹肉欲魔力的一段话：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罗马书7：19-23

    这里还有斯宾诺莎在17个世纪以后对“人类枷锁”的分析（他的《伦理学》的第四部分）：

    我把人类无法主宰或者控制情欲的缺撼叫做枷锁，因为一个处在肉欲控制下的人不是他自己的主人，反而为运气所控制，他处在运气的魔力之下，经常被迫去寻求那最差的，尽管他知道在他面前有更好的选择。

    尽管保罗和斯宾诺莎提倡用不同的办法来控制情绪——保罗是通过对上帝荣耀的信仰而获取拯救，斯宾诺莎通过理智和知识——但是，两者都认为情欲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是引起人类产生坏行为的原因。

    除开理智和激情之间的冲突之外，哲学家们从没有对情欲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产生兴趣，他们更关心智力的工作原理和知识的来源。当他们的确要讨论人类行为的时候，通常也都是在道德哲学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行为的原因。有关肉欲的心理学只是在现代之前才得到一些注意。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笛卡儿所做的工作也仅止列出了六种主要的情绪，并把其它一些解释为这六种情绪的合并。尽管斯宾诺莎详细地处理过一些情欲问题，可是，他是以严峻和逻辑的方法这么做的，并没有传达出它们的力量，也没有传达出情绪体验的力量。比如，他定义爱为“只是伴随着某个外部原因的想法的一种喜悦”，而恨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