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它就不可能解释为什么猴子在一种实验中一而再地打开一扇窗户（窗户只能开30秒钟）以便看到一列玩具电动火车在外面跑，也不能解释为什么猴子在另一些实验中会一再地松开一连串的钩子，哪怕在它们已经明白松开钩子并不能打开任何一扇门之后也是一样。也不能解释一位音乐爱好者去听音乐会，一位改革家辛苦地变革社会体制，神学家努力向人类宣扬上帝指定的道路，一个悔罪的人为什么用铁链子抽打他的后背，一位登山者为什么要攀登马特合恩峰，也不能解释心理学家调查动机的现象。

    哈尔认为驱动力减退是所有有动机行为的最终目标的思想，受到1957年在麦克吉尔大学进行的一项著名的感觉剥夺试验的挑战。一些志愿者戴着有垫层的手套和半透明的头罩呆在一间小房间里，头罩仅能容纳光线但看不到图象。他们在房间里呆上好多天，躺在柔软的泡沫皮垫上，空调器单调的声音盖过了其它所有的声音。（只允许他们偶尔出去进食、上厕所和受测试。）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原来准备好好地做一次长时间休息，可很快发现由于没有所有感觉刺激，因而很难受，感到很茫然。他们无法连贯地思想，情绪从极度高兴到十分恼火之间动荡不定，他们在心理能力标准测试中的行为有明显的减退，其中少数人还体会到了幻觉，而且几乎所有人都在实验几天之后就要求放出去。

    很明显，许多行为动机是由复杂的需要激发的，而且是由自律中枢神经系统及思维生成的。这就是动机和情绪研究者们一直忽略了的。

    尽管行为主义者可以观察并测量与动机有联系的外部活动，但是，他们既没有观察也没有测量情绪的生理指标。一只老鼠可以告诉他们它所感觉到的东西，而且尽管人类也可以，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信息是不可检测，也没有科学价值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心理学家都感觉受到行为主义对可接受证据的约束，有些人愿意接受一个人对他或者她正在感觉着的东西的认同。可是，就算是这些人，在本世纪早期的几十年中也主要只对伴随着受试者说他们感觉到的情绪的生理变化有兴趣，而研究者们相信，这些东西就是那些情绪的来源。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过的一样，这种理论首先是由威廉·詹姆斯在1884年提出来的，而几乎在同时，一位丹麦生理学家卡尔·朗格也提出了这个理论。詹姆斯-朗格理论认为，如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一个令人激动的事实会带来身体的变化，我们对这些变化的知觉就是情绪——这与我们认为某项事实激发一个情绪，因而产生身体变化的印象是相反的。（如詹姆斯所言，我们遇到一头熊时会发抖，因为发抖，我们会感觉到害怕。）

    在许多年里，詹姆斯-朗格理论一直为人们广泛接受，到20年代，当新的生理测量方法出来以后，研究者们就能够更为客观地测量詹姆斯只能靠主观来观测的一些身体变化。他们的目的是要看看血压、脉搏和出汗这些被自律神经系统（ANS）——处在大脑和脊髓之外的那部分神经系统——控制着的具体的变化，是如何与受试者说他们已经体验到的情绪发生相关关系的。

    在那个时代的放任自流精神鼓舞下，有些研究者对受试者施加了今天看来不可容忍的压力。比如，一位名叫布拉茨的心理学家对志愿者说，他们要参加的一项实验是在15分钟内的心率变化研究。每个志愿者都绑在一把椅子上，双眼蒙上布罩，用电线接上一些可以监测脉搏、呼吸和皮肤电系数的仪器，然后让他们独自一人呆15分钟。在此期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有些受试者实际上都睡着了——可三次之后，在第四个阶段的某个时候，布拉茨掀动一个开关，使椅子突然向后倒下去，直到倾斜60度的时候被一个门档挡住。椅子的前面有活页连着，后面靠着一道假门。志愿者都表现出了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