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员对求职者的测试，只是心理学对美国生活产生最为广泛的影响当中极小的一部分。每年，约有2000万美国人参加标准多重选择测试，这些试题是由一百多家公司出版的，有些是数百万美元的大企业。（光“教育测试服务”一家的营业额就达每年2．5亿美元。）最出名的测试是SAts测试，许多大学的入学考试都需要首先通过这一测试；其它一些测试考试的范围从学龄前儿童准备上一年级，到准备上研究生院的学生的推理技巧，到高尔夫球能力测试-还有我们早先听说过的许多性格特征测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法律及心理学教授唐纳德·N·伯尔索夫总结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受到测试的影响。测试已经成为一种方法，许多有关人们生活的重大决定都是在工业、教育、医院、心理健康诊所和其它民用服务场所通过测试敲定的。

    比奈在世纪之初研究出智力测试的目的，原是要通过决定哪些儿童需要特别教育使孩子和社会同时都受益的。同样的，心理学和就业测试一向都是以诊断为基本目的的，它的初衷原是要让参加测试的人和与这些人打交道的人和单位受益。测试在最近几十年异乎寻常的发展证明，测试的确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事实上，测试对于现代社会的功能发挥来说是最基本的。如果突然间没有了通过测试得来的信息，中小学校、大学、大型工厂、政府和军事单位的工作将步履艰难，无所适从。

    然而，测试本身也可能导致误用。其最严重的后果莫过于会产生对某些种族和经济利益团体的偏移，同时会使另外一些人受到伤害。很明显，测试对教育和就业产生的后果是，白人有更多的机会，而黑人和西班牙人及其它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都会受到不利影响。

    对人类能力抱有一种不正确的遗传论观点的人，智力及成绩测试不会构成任何问题。他们相信，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人之所以在这些测试中得到高分，就因为平均来说，他们在智力上天生比其他人种强一些。如我们所知，高尔顿的信徒们就认为，遗传可以解释不同阶级和种族在智商和其它心理测试中的得分为什么不一样。正是基于这一点，全国的学校在本世纪初期很早就对学生进行测试，让得高分者接受学术教育，得低分者进入“职业教育”计划，因而使学生准备好在社会上各就其位。

    如果这种推论是正确的，这样一些测试和就位就不仅仅是公正的，而且也满足了各个社会成员的最大利益。可是，如果测试成绩反应的是环境的影响呢？如果贫穷和社会不利因素阻止学生和成人发展其潜在的能力，造成他们得的分数比在有利条件下成长的学生或者成人低一些呢？如果是这样，利用测试分数来测量假定的天生能力，并确定各个人的教育及就业机会，这就是严重的不公，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

    在本世纪前半叶，对哪些智商分数和其它认知能力测试可以测量天生的能力，以及哪些会影响到人生经验，一直就有激烈的争论。可是，最近几年已经很清楚了，遗传论和环境论双方心理学家所利用的，主要来自交叉取样（从不同年龄层次中抽取的样品）的数据，不能够实际地解释由皮亚杰和其它发展心理学家所观察到的过程。追踪个人发育期的纵向研究显示，自然和教育并非静止不变的，不是固定的因素，而是交互影响和会随时间变化而有巨大变化的。在人生的任何一刻，人的智力和情感发育都是他或者她的经验和天生能力持续交互影响的结果。

    因此，许多发展心理学家们现在也相信，不同的基因类型会受到环境不同程度的影响；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反应范围”。如弗吉尼亚大学的欧文·戈茨曼所解释的，先天愚型的人在一种丰富的环境中，也许会得到只比他在受限制的环境中提高的智力水平多一点点的发育；一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