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智的批判了，用逻辑作工具，将一般人对精神分析学说所指出的困难和不可靠之点引为己用。因此，我们就不得不从每一病人口内，听到科学界对我们共同施加的一切批判和抗议。外界批评家对于我们的指摘，没有一点新的东西。这确是小茶杯里的风浪。然而病人仍然可以理喻；他很喜欢我们去教导他，驳倒他，且指出若干参考书给他，好使他有进一步的了解；总之，分析如不牵涉他在内，他就立即成为精神分析的拥护者。但是就在这个求知欲中，也可看出他的抗拒；原来他是想借此逃避面前的特殊工作，我们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就强迫性神经病而言，其抗拒还利用一种特殊的策略，那是在我们意料之内的。分析既顺利进行，不受牵掣，所以病案中的所有问题逐渐明了，直到最后我们才开始奇怪这些解释为什么没有实际效果而使症候获得相当的改善。结果才发现强迫性神经病的抗拒又回复到以怀疑为特征，使我们变得束手无策。病人似乎在对自己说下面一类的话：“这都是很有趣的。我很愿意继续受分析。假使它都是真的，当然对我有许多好处。然而我一点都不相信，既不相信，我的病就决不会受影响。”如此既久，终于这一点耐性也没有了，于是又表示出坚决的反抗。

    理智的抗拒不是最坏的一种；我们常常能战胜它。然而病人却知道如何在分析本身范围内力加抗拒；所以征服这些抗拒乃是分析法上最艰苦的工作。病人不回忆已往生活中的某种感情和心境，而是将这些感情和心境再行表现出来，复活起来，通过所谓“移情作用”transference反抗医生和治疗。假使他是一个男人，他便常借助于他和父亲的关系，而使医生权代其父；他力争个人独立和思想独立以示反抗，或由于野心而反抗，野心的最早期的目的就是争取与父亲平等或胜过父亲，或且因不愿再次负感恩图报的责任而反抗。有时我们觉得病人想找分析家的过错，使他自觉无能，企图击败他，并完全消灭他的治疗疾病的好心好意的愿望。妇女们为了达到抗拒的目的，便巧于移爱于分析家；当这个爱好达到了某种强度，则对于实际治疗的一切兴趣及治疗时的一切束缚都消灭了。随此而来的妒忌以及受到无论如何婉转的拒绝后而发生的怨恨，都不得不破坏她和医生的私人关系，因此，分析乃失去了一种最强大的推动力。

    我们对于这种抗拒不应严加谴责。因为这些抗拒包含有病人已往生活中许多重要的材料，而且这种材料的流露方式这样地使人信服，所以分析家的技术若很精巧，就可把这种抗拒直接转为对自己的莫大帮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种材料常先作为一种抗拒，一种伪装，而有碍于治疗。我们还可以说病人用以反抗治疗的就是他的自我的性格特性和个人态度。这些性格特性随神经病的状况和要求而呈现出来，我们因此观察到了一些平常不轻易明白出现的材料。你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将这些抗拒的出现视为威胁分析治疗的意外危险。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抗拒是势必出现的；只有当它们不能明确地被唤起而足以使病人明白其为抗拒的时候，我们才感到不满。因此，我们知道了克服这些反抗，乃是分析的重要工作，是使治疗稍见成效的明证。

    除此之外，你们还须注意病人往往利用分析时所有偶然发生之事——如分散注意的事物，或朋辈中他所信仰的人对于精神分析的指摘，或足以增加神经病强度的一切机体失调等——以阻挠分析的进行；甚至于病状每一改善都可引为反抗治疗的动机。由此，你们大概可以知道分析时必须遇见和克服的抗拒究有何种力量和方式了。关于这一点，我所以如此不厌其详，是因为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关于神经病的动力学概念，就是根据于我们所有病人对自己症候的抗拒治疗的经验。布洛伊尔和我原来用催眠术作为实施心理治疗的工具。布洛伊尔的第一个病人完全受治疗于催眠暗示的状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