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受丈夫的暴力虐待，她如有神经病的倾向，这时往往就逃入病中。假使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以自慰，假使她不很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异，再假使她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没有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又假使她在性的方面仍强烈地依恋着这个蛮横的男人，那么她便除逃入疾病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了。疾病就是她抵抗丈夫的工具，可用以自卫，也可用以报复。她虽不敢抱怨婚姻，但可公然诉述病苦；医生是她的良友；本来异常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了她，为她用钱，许她离开家庭，稍稍放松他的压迫。假使由病而得的这种外部的“偶然的”利益非常显著，实际上又不能有相当的代替品，那么你们便不易有收治疗之效的希望了。

    我曾反对神经病由于自我所欲和自我所创的说法；你们现在会以为我刚才告诉你们的“因病而获益”的话，又无异为这种说法辩护了。然而我要请你们暂安勿躁。这话或许只有下面的意义：就是，自我可欢迎自身任凭如何都不能避免的神经病，假使神经病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便尽量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面。假使神经病是有利益的，自我当然很喜欢与它相安无事，但我们要考虑到，在利益中还有种种不利之处。大概地说，自我因接受神经病显然是有所损失的。它能解决矛盾，可惜代价太大了；随症候而来的病痛，和症候之前的矛盾，其苦痛的程度大致相等，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避免症候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放弃由病而来的利益；这正是它所不能两全的事。由此看来，自我实在是不愿意如它最初所想的那样，要自始至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这是我们要很好记得的一件事。

    假使你们是医生，对于神经病人有许多经验，那么你们便不至于再期望那些抱怨病痛最厉害的人们会最容易接受你们的援助——实际上常常相反。无论如何，你们总不难知道：凡是增进因病而获益的每件事，都足以加强由压抑而起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此外还有一种因病而得的利益，不伴随症候而来，而产生于症候发生之后。象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若持续的时间很久，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有和自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构成了一种“暂时安排”，与精神生活的他种力量互相结合，甚至根本相反的力量也不除外；它绝少放弃那些可以一再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于是获得一种第二机能以巩固自身的地位。我们现在不必取例于病，暂从日常生活中举例如下：一个能做事的工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再工作了，但因此按期领得少数的赔偿金，而且学会利用伤残讨饭度日。他的新生活虽较低贱，但正因旧生活的破坏才能得以维持；假使你要医愈他的残废，你就剥夺了他的维持生活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再做从前的工作，已是一个疑问了。神经病如果也有这种附带的利益，我们便可使之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而命名为由病而获得的第二重利益。

    我要劝你们不要看轻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太重视它的理论的意义。除了前已承认的特例之外，这个因素常可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德尔在《飞跃》Fliegende Blatter一书内所举以说明动物智力的一个实例。一个阿拉伯人骑一骆驼，在高山中的狭路上行走。一转弯忽见面前有一头狮子正要向他猛扑过来。他这时无路可逃，一边是深谷，一边又是峭壁；退避和逃走都不可能；他只得俯首待毙了。至于骆驼则不然。它纵身一跃，和骑者一同跳下深谷——狮子只好在一旁瞪眼了。神经病所能给病人的救济大概也不能比这样好些；也许因为用症候形成来解决矛盾，究竟只是一种自动的历程，不足以应付生活的要求，而且病人一接受这个解决，便不得不放弃他的最高等的才能了。此时假使还有选择的可能，那么，较荣誉的办法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