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出版，该书的副标题是“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在这本著作中，她力图说明“人类（野蛮而未经教化的原始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是如何塑造人格的”。（米德《来自南海》，1939年版，7页）简言之，她力图找出决定人格的文化因素。

    在米德之前，美国心理学家斯但利·霍尔根据他对西方社会青年的研究，率先于1904年在两卷本的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青春期危机”的理论。霍尔从“个体发生概括了种系发生”的重演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青春期象征着人类的一个动荡的过渡阶段。青春期的出现是一种“新的诞生”，意味着个人心理形态的突变和危机。沿着霍尔的思路，斯普兰格把青春期誉之为“第二次诞生”，而霍林沃思更是形象地喻之为“心理断乳。”但是，种种发韧于心理学的青春期理论都在重复着同一个主题：即遗传决定的生理因素引起了人的心理反应。因此，青春期的特征具有生物学的普遍性。

    如果说萨摩亚的9个月生活使米德多少有些担惊受怕的话，那么，现在她却有了足够的勇气向先前的理论挑战。尽管她并不否认生物学因素对青春期的影响，但她指出文化因素对发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例如，那些身穿草裙的萨摩亚姑娘在青春期并不存在紧张、抗争和过失的阶段。“在萨摩亚，青春期的女孩子和青春前期的妹妹相比，确实有所不同，那就是在年龄较大的姐姐身上发生的某些变化，在年龄较小的妹妹身上尚未出现。但除此以外，处在青春期的人和两年以后才达到青春期或两年以前就达到青春期的人之间，并没有什么其它差异”。（米德《萨摩亚人青春期的到来》，1961年版，196页）萨摩亚人只有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因此他们不会为前途的选择所困扰；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因此也不会对人生发出痛苦的质疑；甚至在性的方面他们也有着较大的自由，因此同样不会有文明社会的一般年轻人都有的那种骚动和压力。儿童时期他们就被鼓励从事许多涉及“性爱”的游戏，到了青春期，他们对与异性的恋爱，也就丧失了文明人的热情与新奇。

    萨摩亚之行是米德整个人生的里程碑。自此之后，从东部的玻利尼西亚到西部的新几内亚，太平洋地区形态殊异的原始文化牵动着她兹后整整50年的情愫。在她的早年生涯中，1929年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35年）一书，被人们公认为是由人类学家对社会心理学所作的又一次严峻的挑战。

    人类学家对文化与人格发展关系的关注，归功于弗洛伊德1913年发表的《图腾与禁忌》。如果说功能主义大师马林诺夫斯基随后于1914年起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土著人性行为的研究，不过是为了给弗洛伊德的泛性学说提供细节上的说明，那么米德的研究却恰恰是以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否定为标志的。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男性是人类先天的行为模式，而女性不过是被阉割了的男性。男女两性不同的心理发展过程取决于男女两性所具有的不同的生理解剖结构。因此，文明社会的男女不同的人格特征也就同样具有了生物学上的普遍性。

    当弗洛伊德的学说蜚声于欧美大陆之际，1935年玛格丽特·米德首先发难。通过对新几内亚境内三个毗邻而居、但相互间的性别角色规范却迎然相异的部落—— 阿拉佩什人、蒙杜古马人和德昌布利人的研究，米德以确凿的事实证明：“所谓男性和女性的特征并不依赖于生物学的性差异，相反，它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条件的反映”。（《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1960年版，5页）

    无论是对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研究，还是对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的性与气质关系的探查，米德的早期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