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米德的后喻文化理论完全奠基于二次大战以来迅猛的社会变迁之上。如果说二次大战以后世界确实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所谓“信息时代”或“核时代”），那么米德是最早敏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少数几个天才人物之一。1945年，当《时刻准备着》这本为了动员美国公民投身反法西斯战争而写成的有关美国人性格的小册子脱手之际，传来了美国在厂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消息，米德在愤怒之中撕碎了手稿：“每一句话都已经过时了，现代化战争已经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在当时做出这样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她的远见卓识。

    二次大战以后，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发，以及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都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无以逆转的变化。未来再也不是今天的简单延续，而是今天的发展之果。

    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喻的价值。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这一情形和当年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那么，所有二次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则是时间上的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总人口的极少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由于时代巨变而经历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鉴于此，米德在中三番五次地写道：“二次大战以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曾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这种和美洲移民相类似的经历，决定了在当代世界之中，长辈“就象开拓新大陆的先驱们一样）缺乏应付新的生活环境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事实上，由于当代世界与二次大战前的世界之间的差别要比当时美洲与欧洲的差别大得多，因此，同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相比，长辈所面临的新生活的挑战要严峻得多。

    但是，这新生活的挑战却激发了年轻一代前所未有的活力。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但今天却不再如此”。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年轻一代经历这林林总总的变化，同样也没有任何一代能象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牛顿花了一生才发明的物理定律，现在的大学生一星期就学会了。”（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85页）40年前，年轻的费孝通读了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即《时刻准备着》）所发下的宏论，在这里算是一个十分妥贴的注脚。

    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而由于跨越时代的飞跃并不象移民运动那样发生在部分地区，因此，现在的代际冲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是跨国界的，全球性的。米德之所以苦心孤诣地强调这点，目的只有一个，即说明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代际冲突完全不同于并喻文化中曾初露端倪的局部性的代际冲突。正是立足于此，米德才敢于向整个20世纪宣称：“现代世界的特征，就是接受代际之间的冲突，接受由于不断的技术化，每一代的生活经历都将与他们的上一代有所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