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既便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在形式上也可能仍旧属于前喻文化，因此同样可能展示其它前喻文化的所有特征：比如，该文化形式中的每个孩子都对社会变化或卓越的印刷术一无所知。

    当然，变化的状态总是表现得凝重而含蓄，甚至仅仅是一种传统过程的重演。正如没有人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所以某些过程、某些风俗、某些信仰在行使了 1000次以后就有可能溶于意识之中。当生活于前喻文化中的人民同其他文化中的人民有了密切交往的时候，便增加了这种变化的可能。但这又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对组成自己文化的事物的原有看法。

    1925年，当萨摩亚人和现代文化接触了100年以后，他们仍然继续谈论萨摩亚人和萨摩亚人的风俗，仍然把孩子当成萨摩亚人的孩子来训导，他们将先前的玻利尼西亚人的自认和同外国殖民者对比之后得到的自我观念集于一身。1940年，在委内瑞拉，马拉开波城周围方圆数公里内的印第安人仍然用弓筋狩猎，但他们却用从欧洲人那里偷来的铝锅煮食，尽管他们从来不和那些欧洲人有任何交往。60年代里，欧洲和美国在海外的占领军及其家属对居住在他们基地之外的“本土人”——德国人、马来人和越南人，同样熟视无睹、充耳不闻。这种对比的体验只能加深彼此的群体归属感和民族自认感。

    虽然，前喻文化和它们的生息之地休戚相关，但这生息之地并不一定是已经生活繁衍了数十代人的固定区域。在那些一年内迁徒两次的游牧民族中，在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等散居四方的民族群落中，以及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在那里婆罗门种姓散居于其它种姓居住的村庄里）都能见到这种前喻文化。此外，在一些小型贵族群体以及日本的贱民中也能见到前喻文化。那些曾一度生活于复杂社会中的人民，在国外的土地上可能忘记那些引起他们迁徙以寻求变革的动机和原因，一俟在新的土地上立足之后，又开始和他们的长辈一起维护那与生俱来的自认。

    要正式成为这类群体的成员，就需要改换信仰，举行入会以及割礼仪式。在前喻文化中，所有这些不可或缺的活动都在由祖辈向自己的孙辈们传达着一种绝对的承诺及不可变性。而通常是与生俱来的、有时也可由选举获得的群体成员的身份，则完全是一种绝对的、毫无疑义的承诺。

    前喻文化的基础是同时生活在世的祖孙三代，因此，前喻文化的特点是具有世代性。为了实现文化的绵延不断，它依赖于老人对年轻人寄予的种种期望——这种期望在年轻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依赖于成年人能够以父母养育他们的方式去哺育他们的子女。在这样的社会中，亲长的威严得不到任何神秘的尊崇，做父亲的生活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往往只能起着说明、解释祖辈要求的作用——“我的父亲从不会允许我做这、做那，甚至什么事也不让做。”一般说来，祖父和孙子之间却感情融洽。因此，只要祖辈尚健康在世，父辈就无法获得自己的神圣地位，而且由于父亲和儿子之间存在着种种戒律，他自己往往会遭受祖孙两辈人的敌视和掣肘。整个体系就是如此。它并不依赖于对过去的描述，而那些自小熟听这些描述，井将其视为真实的后人，实际上却并没有生活在过去。“我是何人？作为整个文化的一分子，我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我该如何说话、行动、摄食、栖息？该如何造爱，如何为人父母，如何迎接死神？”对所有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根据前定的经验。一个人可能无以为英雄，无以为父母，无法继承来自于祖辈的品德和业绩，但是他的失败却无碍于他仍和那些成功者一样。仍就是自己文化中的一员，如果自杀是一被认可的自毁方式，那么便会有一些甚至许多人选择自杀；如果自杀这一方式为人所不齿，那么同样的自毁冲动将会采取其它形式。那普遍的人性驱力和有效的人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