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重返家乡时仍能自如地生活在自己的社区中；年少的孩子们也想仿效他们外出做工，并希望也有重返故里的一天。但是，今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学校里回来的男女学生们身着制服，手里拿着半导体收音机、吉他和教科书，显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景象。虽然现在有了乡村学校，但是那些从寄宿学校回来度假的字生却成了弟妹们行为的楷模。不过，尽管得到了父母的同意，但他们并不能给予多少具体的帮助，使弟妹们从根本上建立全新的生活方式。

    以1938年和1967年我曾两度短期工作过的新几内亚塔布南地区的亚特摩村为例，那里的年轻人常常远离家乡，为欧洲人做15年以上的劳工。过去，一方面 “招募者”经常从刚愎自用的长辈那里“买”上十个八个后生带走，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可能三五成群地不顾长辈的反对自己外出谋生。他们有的在农场、有的在矿山、有的在海船上劳作，由另外一群境遇相同、只是早些出来的同龄伙伴们传授技术。在这里，年轻的后生们在受雇的8年中，完全生活在一种纯粹的并喻型社会中，全部生活准则都由一种新的语言——皮钦语（现称“新美拉尼西亚语”）来表达。童工世界和乡村老家，是他们先后生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但是，当他们几年后返乡时，虽然凭空增添了些许烦恼，却仍然能够适应家乡的变化缓慢的生活。年轻人的经历赋予了他们两种无法吻合的经验。在受雇的3年中，他们的衣着、举止、行为完全符合一个童工的标准，三言两语就能概括他们的基本生活特质。而当他们踏上故乡的土地时，有关自己的家乡和生活方式的所有细节的记忆，包括他们对飘逝的往昔的回忆（那时他们的父辈还参加着野蛮的“猎颅队”），又会一幕接一幕地重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岁月流逝，亚特摩人小小的移民聚落已成了挺大的城镇。现在，有些人甚至携家带口前去做工。年轻人离开家乡不再仅仅为了做劳工或兜售他们的泥制雕刻品，也常常为了外出旅游观光。在国外，他们开始不安地发现，在遥远的家乡的小社会中，自己仍然由那些共享着孩提时代的前喻经验的长辈和同伴们传授着生活经验。塔布南人仍然生活在前喻文化之中，人们对自己的过去感到骄做，他们为自己和学校的孩子们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他们深信，孩子们在白人老师的教育下今后将会过上白人的生活。每一代人都在接受、适应改变，但却没有人会失去文化上的连续感。

    马班，是亚特摩人村中的一位长者，一次大战以前也曾外出做过童工。至今为止，他仍然保留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在旧的生活方式中他堪称行家里手，但也能说一口流利的新美拉尼西亚语，他肯定他说，当他这一代的人谢世之后，过去的一切也将随之消灭。

    汤米，30年前是村里的政治领袖，有着非凡的经历。他也曾外出工作过，但不是去农场做童工，而是在有着一半萨摩亚血统的帕金森太大家做事。理查德·帕金森是《南海三十年》一书的作者。帕金森太太帮助他的丈夫建立了一种由旧的德国殖民地的生活方式向新的生活方式过渡的形态。以汤米在帕金森太大家的生活经验，完全能够使他远离家乡，在外面结婚、生活。但是，他却回到了塔布南，并掌握了那里的政治大权。他坚决地反对教会和教会学校，但却率先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不仅能够流利他说新美拉尼西亚语，而且凭着特有的经验，能够轻松自如地和白人打交道，愉快地帮助他们处理各种事务。1938年，当我们在塔布南村作短期调查时，曾由他担任我们的主要行政人员。

    1967年，卡米·艾沙威在我们的调查队中接任了汤米的角色，1938年，他就是我们调查队中年纪最小的助手。二次大战刚结束时，他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职责，作为一名地方警察负责监管被逮捕的日本犯人。汤米一直把他当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