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基摩人文化中的技术和礼仪就不需要长辈的知识和智慧。爱斯基摩式的远足，挨家挨户的造访，使人们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将猎人引向新的猎区。澳大利亚上著与爱斯基摩人不同，他们的学习完全依赖终生对一地的了解，依赖这具有巨大的超自然意义的土地的馈赠；而爱斯基摩人则发展了一种迅速沟通信息的方法，这使他们能够自由地迁居，自如地生活干新的地区之中。人们不再需要老人作为知识的宝库。爱斯基摩人的社会奠基于两代人组成的群体之上。一旦老人们成了年轻一代生存的负担和威胁时，他们宁可选择死亡。能够与其相比的是美国和大不列颠的矿工，那里的矿工一旦度过了自己的壮年，无法继续在限制重重、控制很严的矿山社区中担任积极的角色时，便会受其他矿工排挤，迁出这一社区。

    一次大战以前，波兰的农民往往在儿子结婚以后，将土地传继给儿子，以换取由儿子赡养老迈双亲的允诺，但事实说明，这些允诺往往没有约束力，老两口常常落到流浪街头、行乞为生的地步。

    许多第 2代、第3代美国人心安理得地拒不承担赡养长辈的责任，这或许归咎于道德约束的丧失。使那些死守着财产控制权的老人们焦灼不安的是人心不古、道德习俗的每况愈下，这预示着老年人的地位将永远无法得以恢复。而老人们由于有了较好的医疗保健，实际生存的寿命往往超过其期望寿命，这使他们被下一代剥夺的权力比预想的还要多。这类适应性的转变往往依变革的可能性而定，依前喻文化的内在特质的衰减而定。

    新的国度或新的环境的急剧变革使得无论男女都可能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新的求生方式，强烈地影响着一位男人的地位，他脱离了完全共享的农业社区，或脱离了狭隘、受人控制的佃农生活，投身于都市壮工大军的单调一律的生活之中。但是，这种变革可能不会给妇女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她继续沿着母亲的足迹，为丈夫准备饭莱，哺育后代。鉴于这一状况，在孩子早年品格的形成过程中，由母亲传喻的那部分文化可被长久保存下来，而和父亲急剧变动的工作条件有关的那部分文化却可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并因此而改变孩子的品格特征。

    文化，不仅可由祖辈或其他亲戚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与否来划分，也可由文化是否具有连续性来划分，由祖传父，再由父传子即是一种连续。比如，在手工业生产方式中断时，便出现了由男方人赘女家的生活方式向女方嫁到男家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是，如果论及性质非常守旧的歌唱方式时，从艾伦·洛马克斯对世界歌曲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无论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做母亲的却世代不变地向襁褓中的孩子唱着相同的摇篮曲。

    在那由年轻的孩子照看婴儿，养育者寸步不离地照料孩子的社会中，保守的育儿方式是该社会的特征。养育者对孩子的要求很松，也无法教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她往往只是看管而已，或者带着孩子乱跑，而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在那更为复杂的文化中，从农村来的保姆们牢牢地看管着孩子，很少给他们应有的社会刺激。她们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自然也是十分消极的。

    当依赖年长的兄姐看管年幼的弟妹的社会中首次建立学校教育制度时，古老的文化可能因此而分崩离析。年长的儿童们不再整日去学习传统的技艺，学校的教师们传授给孩子们的知识从内容到形式都可能是全新的。年长的孩子们上学去了，母亲们不得不重新担负起照顾婴儿的责任。当然，这一原因也部分归咎于那些文化水平低陋的农妇们已无能力照顾富家子弟。应该说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父母双亲都承担着家庭的重任，现在孩子们又更加需要他们，而他们却似乎既无耐心又不希望孩子们总是过于幼稚、依赖性太强：此外，父母们向孩子们昭示的生活模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