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的危机大部可以归诸于时代的剧变，家庭的解体，资本主义的分崩离析。没有灵魂的冷冰冰的机器代替了人类的感情，所有传统都被抵押上了历史的拍卖台，这一切都导致了现存制度的全面崩溃。在这诸多原因的背后，还隐匿着另一更为根本的冲突，这一冲突发生在两种人之间。一种人认为，现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现存的并喻文化的强化而已，在这一文化中，作为人们标准行为楷模的是同伴而不是双亲；但另一种人则明确申明：今天，我们实际上已经处于人类文化革命的又一个全新的历史时代。

    那些说长论短的批评家们，尽管观点各异，但大多数仍然将未来看成是过去的延伸。他们认为，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并不会比成吉思汗的铁蹄对欧亚大陆的蹂躏可怕到哪里。举凡谈及人类目今的危机，道德学家们总将原因推诿于以往的宗教制度的衰败，而历史学家们则指出，人类文明能够一次又一次地从帝国的崩溃中获得永存。

    与此相似，批评家们将整个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中，秉持不同信仰、不同意见的年轻人对现在和过去的全盘否定仅仅看成是青春期反抗的一种极端形式。如此，马克斯·勒纳能够说：“每个年轻人都必须经历两个危机时期：其一发生在他与某一行为楷模——双亲、兄长、教师——取得认同之时，其二发生在他与这一楷摸脱离，反叛这先前的偶像，重新估价自我之时。”这一看法和戴维·李斯曼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李斯曼在对自主性人的描述中认为，这种人是并没有和过去完全割裂的现实的产儿。

    理论家们在解释代沟时总是强调过去和现在的平行，但却往往忽略了自工业革命发端以来一系列变革的必然性。尽管自当代科技革命蓬勃发展以来，这一变革尤为显著，但人们却将其错误地等同于古代的某一文明从另一文明中吸收了农业、印刷、航海技术和劳工、法律等组织形式以后所产生的变化。

    当然，人们可以根据缓慢或急剧的变化去讨论前喻文化和并喻文化，而不必涉及这一变化过程的本质。例如，当农民或手工业者的子女首次进入工厂之际，即拉开了一场无以逆转的变革的序幕。但是，由于这种变化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所以他们和新的生活方式的调适过程是十分缓慢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人们所经历的变化并不比古代那些被侵略者们征服并入罗马帝国的民族所经历的变化更为剧烈。所以，当我们热切地关注代际关系和传递文化的行为方式的类型时，完全可以将栖居陆地的人民学习捕鱼技术的古代情形同来自海地的移民子女学习电子计算机的现代情形进行比较。

    但是，只有当我们详尽说明变化过程的本质时，才能将以往的变化和目今的变化之间的区别拱托而出。我确信，最为紧迫的问题是阐明当代世界的变化本质，包括变化的速度和变化的范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以往的变化和今天仍在生生不息地进行着的变化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以往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能够与之比拟、而在我们目今的生活中又十分醒目的特征是世界范围内的代沟的产生。中国、英国、巴基斯坦、日本、美国、新几内亚，无论哪一国家所发生的特殊事件都无法充分地解释由世界各地的当代青年们所酿就的动荡。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由于科技落后而产生的种种困难，革命和对革命行动的镇压，原有的古老信仰的消失和对新的信仰的执著迷恋，凡此种种，都只能部分地解释不同国家中年轻人的独特的反抗行为。总之，变化的速度在工业极端落后和极端发达的国家要比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更加显著，也更易为人所察觉。但是，如果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年轻一代的反抗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一切都不过是当代社会的旁枝末节，因为年轻一代的反抗从其范围来说是全球性的。

    将注意力局限于特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