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否具有天生的攻击性？这是大学研讨会、鸡尾酒会的热门话题，它使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家们大动感情，答案是肯定的！纵观历史，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工业化国家，各种社会都使用过战争这一最有组织的攻击形式，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0年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打仗，几乎每个世纪都发生过战争，实际上，所有国家在制定十分复杂的指导调节日常商业贸易活动的各种法令条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微妙却又不可避免的冲突形式之时，也针对强奸、掠夺和谋杀等犯罪制定了一系列较为细致的法令加以制裁，不过，更重要的是人的攻击行为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尽管人基本上也是灵长目动物，其攻击行为的特征却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攻击行为。除非将“天生”和“攻击性”从实用的角度重新定义，我们才能说人的攻击性不是天生的。

    有的理论家否认基因的作用。他们把攻击性全然归于各种几乎完全是和平的社会中很少发生的环境反常。他们忘记了，所谓天生是指某种特性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得以发展成形的可能性，而不是指某种特性在所有环境中都能发展成形的肯定性。用这个标准看，人的攻击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遗传特征，事实上，问题比我们所作的这个规定更为清晰明确。当今那些最为和平的部族，历史上大都一度是掠夺者，而且将来很可能又会重操旧业，产生出新的士兵与杀人者。今天，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过昆桑族成年人中发生过暴力行为，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曾称他们为“无危害的人民”。但就在50年前，当这些“灌丛人”人口较多，中央政府控制较松时，他们的凶杀率与底特律和休斯敦的相同，马来半岛的舍麦人表现出更强的顺应性，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舍麦人似乎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暴力攻击，他们之间没有谋杀，甚至连一个明确表示杀人的词都没有（“打”是委婉的代词），他们不打孩子，不到万不得已连鸡也不杀。父辈总是小心翼翼地教导孩子们继承非暴力的传统习惯。50年代初，当英国殖民政府征召舍麦人入伍，参与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的时候，舍麦人甚至不知道士兵的职责就应当是打仗和杀人。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登坦写道：“很多了解舍麦人的人们坚持认为，象舍麦人这样不好战的民族永远也不可能产生杰出的军人”，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恐怖分子杀害了舍麦人防暴部队部分成员的男性亲属。尽管舍麦人来自一个无暴力的社会环境，杀人也是受人之命，但他们似乎都一下进入他们称之为“血醉”的疯狂状态之中。用典型的舍麦老兵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杀人，杀人，杀人。马来人会为了搜查腰包、夺取手表和钱财而忘了杀人，我们却并不在于手表和钱财，我们只想到杀人。唉，我们真象是被血迷住了”。有个人甚至还是告诉我们他如何畅饮被他杀死的人的鲜血。

    象多数哺乳动物一样，人类也有一个行为刻度，即对特定情况有无反应的度量。其他许多动物完全没有这样的行为模式，在这一点上，哺乳动物与它们有着遗传性的差异，由于行为刻度相当复杂，并非简单的反射式的反应，心理分析家和动物学家为了找出人的攻击性的令人满意的普遍特征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给大猩猩或老虎的攻击性下定义时，学者们也会遇到相同的困难，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解释为是内驱力不断追求释放的结果，康纳德·洛伦兹在其《论攻击性》一书中使用了动物行为研究的新资料，使弗洛伊德的观点有了新的意义。洛伦兹认为，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相同的攻击本能，这种内驱力必须通过竞争性体育运动或其他方式才能得到某种释放，弗罗姆在《人的破坏性分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与此不同，却更为悲观的观点，他认为人受到一种独特的死亡本能的影响，而死亡本能通常会导致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变态攻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