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自然选择总是作用于那些使自己和直系亲属获利的个体的行为，因而人类天性总使得我们倾向于服从利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律令。但是，一种着眼于长期进化过程的更为超然的眼光，能让我们超越自然选择的盲目的实现过程，并从整个人类的背景上，洞察我们自身基因的历史和未来，一个早已被运用的词汇直观地体现着这一超然的眼光，那就是：崇高，如果恐龙掌握了这个概念，它们或许也会赢得生存，它们或许就是我们。

    我相信，进化论的正确运用，也有利于基因多样化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如果象一些证据所表明的那样，遗传以适中的程度影响着精神与肉体能力的变异，那么。我们就能期望确有特殊能力的个体意外地出现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家庭之中，不过这些个体却不能把他们的素质遗传给自己的子女。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描写过动植物中这种“西西弗斯基因型”的产物。他的思路建立在基础遗传学的下述论证之上：几乎所有的能力都是由染色体上分布的许多基因组合所决定的，确属例外的个体，无论强弱，按定义都能在统计曲线的顶点处找到。而在形成新的性细胞以及各种性细胞相互合并产生新机体的过程中，决定个体特性的遗传基质从无序状态产生稀有的给合，由于有性生殖的个体都拥有一套特殊的基因，因而即使在同一家庭中，极为例外的基因结合也不大可能出现两次，因此，如果天才不管在什么程度上是先天性的，它在基因库中就是难于测量和预见的闪烁不定的现象，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顶，只是为了让它又往下滚，同样，人类的基因库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先天性天才，只是为了让他们又分解在下一代中，按照西西弗斯方式结合的基因或许遍布人类群体。仅仅由于这一理由，我们就理应把全部基因库的保存，视为第二个基本价值，除非将来某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有力的人类遗传知识，许诺给我们广泛的人工优生前景。

    普遍人权，也许可以视为第三个基本价值，普遍人权的思想并不普遍，它主要是近代欧美文确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强调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并非因为它是神圣意志（国王们常常依靠神圣权利进行统治）。并非因为循着这一思想就能从未知的意外源泉中找到某种抽象原则，而只是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的社会建立于哺乳动物的纲领之上：个体首先为自己能够成功地传种接代而奋斗，其次为直系亲属，再次是一种主动性较小的协议式合作－个体参与这种合作是为了从中得到好处，一只有理性的蚂蚁（让我们暂时设想蚂蚁和其他社会性昆虫成功地发展出了高级的理性）将会认为，这种安排在生物学上是肤浅的，而个体自由的概念在本质上是有害的，但是，我们赞成普遍权利，是因为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权力过于变幻不定，使我们无法逃避这个哺乳动物的法则；不平等带来的长远后果，对于暂时的受益者总是表现为可见的危险，我认为，这是普遍权利运动的真正理由，而对这一运动根本的生物学原因的理解，与文化强化和委婉颂扬所勉强形成的理性化相比，最终将更有说服力。

    那么，对于价值的探索，将发展到对遗传适应性的功利主义考虑的范围之外，尽管自然选择是第一推动者，它的作用是通过以第二性的各种价值为基础的大量决定表现出来的，这些第二性的价值在历史上表现为帮助实现成功的生存和繁殖的机制，这些价值的范围大体上包括了我们一些最强烈的情感，探索的热情和敏感，发现的激动、战斗和体育竞赛胜利后的喜悦，恰到好处的利他主义行动带来的宁静满  足，种族和民族自豪感的躁动，从家庭纽带获取的力量，以及从与动物和欣欣向荣的植物的接近中所得到的生之快感。

    对这些生理反应需要作一种神经生理学的解释，它们的进化史则需要重建，一种能量守恒原理在这些生理反应之间发挥作用，以至即使强调其中一种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