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把自己吊在钩子上？为什么要全神贯注于丹田？为什么要如此自虐地节俭？为什么只集中锻炼一项苦行，对其他人认为确实重要、应当训练的某些行为却完全不要求克制？那些在本国从未学过修养方法的观察者，来到高度信赖修养方法的国家里，最容易产生种种误解。

    日本人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成人，甚至是贵族，都

    要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内容之外，进行“自我修养”。不管考试成绩多好，剑术多么高超，礼貌如何周到，都必须放下书籍、竹刀或社交活动，进行特殊的“修炼”。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神秘的修炼。但是即使那些不修炼的日本人，也承认“自我修养”的术语和实践在其生活中的地位。各个阶级的日本人都运用普遍流行的一套有关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

    日本人的“自我修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不仅培养能力，还有更高要求，我将其称为“圆熟”。这两者有区别，有不同的根据，其目的是要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并通过不同的外部标志来加以识别。

    第一类，即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如前面提到的那位陆军军官说：“他们都知道怎么睡觉，现在要训练他们不睡觉。”他讲的是一种公认的原理，即精神驾驭术，认为意志应当驾驭肉体。他们完全不理会“忽视健康肉体必受损害”的规律。日本人的整个“人情”理论都建立在这种观念之上：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不管健康是否允许，不管肉体本身是否受过训练，总之，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自我修养”，来发扬日本精神。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也有着相互的强制力，既要求等量，也要求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等级责任。他们自我牺牲的道德和美国迥然不同。日本人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该把为别人服务看成是在压抑自己。有位日本人对我说：“我们做了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的时候，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那是对的。我们绝不感到遗憾。我们不会认为我们在实际上作出了多大牺牲，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这应当受到回报。”日本人把如此缜密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理会什么“自我牺牲”。他们要求自己履行极端的义务。关于相互义务的传统强制力，阻碍他们拥有 “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极易出现。

    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是为了改善他驾驭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修养初期也许会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终究能够学会享受其中的乐趣 ———否则就会抛弃修养。徒弟要在生意上有出色表现，少年要学习“柔道”，媳妇要学习跟婆婆相处。训练之初，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要逃避，这可以理解。这时，他们的父亲就会教训说：“你希望什么？要体会人生，必须接受一些训练；如果放弃修养，今后肯定会不愉快。要是陷入这样的处境遭到议论，我是不会袒护你的。”用他们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刀。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达到了道德戒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以及这种压抑不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能理解这种区别。桥牌选手为了打好牌，绝不会抱怨必须作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时间看成“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还是得出结论说，一场豪赌或冠军赛事之际，胃溃疡与精力高度集中、身体过度紧张是有直接联系的。日本人也有同样的情况。但是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和他们坚信“自我修养”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