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的墙壁上，这种人性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总是有很多人在盯着自己并准备褒贬自己的幻觉。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深有感切的“耻感”。一旦用砖把门砸开，人就进入了自由天地，砖也就无用了，也就用不着再解答公案了。功课修完，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就跟着解脱。他们拼命钻死角，“为修行”变成“叮铁块的蚊子”，钻到最后，恍然大悟：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情义”之间，“情义”与“人情”之间，“正义”与“情义” 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出路，获得了自由，从此能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们的“修养”业已“圆熟”。

    研究禅宗的泰斗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三昧境界”，“不着力、无用心”，“观我”消失了，人“失去自身”，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铃木说：“意识一旦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为者和旁观者必然会冲突。行为的我要求摆脱旁观的我的束缚。”当“悟”之时，既无“观我者”，也无“无知或不可知灵体”，只剩下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行动，此外皆不存在。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改变一下描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孩，他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根据别人的评论判断自己的行为。作为观我者，他极易受到伤害，一旦进入到三昧境界，他就消除了这个易受刺伤的自我，不再意识到“他在有为”。这时他就认为自己的心性已修养成功，可以跟剑术师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却毫无所惧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