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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降后的日本人(2)
    当然,日本将要试行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但是,西方的制度,正像在美国一样,并不能成为改善世界的可资依赖的工具。普选和由选举产生的立法机关虽然能解决许多问题,但同时也会产生许多困难。当这些困难持续下去,日本人就会修改这些我们所赖以实现民主的方式。那时,美国人将愤然宣称这场战争白打了。

    我们相信我们的办法是最好的。但是,普选在日本重建和平国家的过程中充其量只能占

    居次要地位。自19世纪90年代试行第一次选举以来,日本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当时所记述的那些传统困难今后还会重复:

    在激烈的选举战中,确实丝毫不存在个人的仇恨。议会中的激烈论战,以至使用暴力,往往使外人惊愕,但它很少属于个人之间的对抗。政争并非真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藩阀之间、党派之间利害的斗争。而且,每一个藩阀或党派的热忱追随者对新的政治只理解为新的战争———一种忠于领袖利益的战争。

    在比较接近的20世纪20年代的选举中,农村人投票之前总是说:“洗好脑袋准备砍头。”这句话把选举战比方为过去有特权的武士对平民的攻击。直至今日,日本选举所包含的意义与美国仍然如此不同,不论日本是否推行危险的侵略政策,情况都是如此。

    日本赖以重建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是日本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神转向另一方面。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就抛弃这种方针。他们一直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抱有更加绝对的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一次获胜。或者,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忏悔。日本人则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五天,当时美军尚无一兵一卒登陆,东京一家大报《每日新闻》即已著文评论战败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说:

    然而,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

    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必须不忘日本彻底地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建设日本的努力已彻底失败,今后就必须走和平的道路。另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近年来日本“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外政策中的“重大错误”:

    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和爱好和平的新态度。

    西方人认为这种转变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心存疑虑。但实际上,这是日本人为人处世的完整的组成部分:在人际关系上如此,在国际关系上也如此。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成目的,就认为是犯了“错误”,失败的话,就把失败的方针予以抛弃。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他们常说:“噬脐莫及”。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应该靠武力来猎取崇拜。他们忍受了这一纲领所要求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圣的发言者天皇,向他们宣布日本已经失败。他们则接受了战败所包括的一切:这意味着美军要占领日本,于是他们欢迎美军;这意味着皇国侵略企图的失败,于是他们主动考虑制定一部摒弃战争的宪法。

    日本投降后的第十天,《读卖报知》以《新艺术与新文化的起步》为题发表社论,其中写道:

    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军事的失败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是两回事,应当把军事失败作为一种动力……因为,只有这种全民族失败的惨重牺牲,才能使日本国民提高自己的思想,放眼世界,客观如实地观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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