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

    日本工人在许多产业中组织起来了。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积极活动的农民组合也重新抬头。对许多日本人来说，他们能够主动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这就是日本在这次战争后果中有所收获的证明。美国一位特派记者告诉我，东京一位参加罢工者盯着美国士兵喜气洋洋地说：

    “日本‘胜利’了！不是吗？”

    今天日本的罢工与战前日本的农民起义很相似，那时农民请愿是因为年贡、赋役过重，妨碍了正常生产。它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没有要变革制度本身的企图。在今天，日本各地的罢工也没有降低生产。罢工者喜欢采取的办法是：

    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作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

    当然，不论管理政策是如何地具有好意，战败国的行政总是困难的。日本的粮食、住宅、国民再教育等等问题必然非常尖锐。如果执行那种不任用日本旧官员的政策，问题会更麻烦。军队复员是美国当局在战争结束前非常担忧的一个大问题，由于保留了日本官员，这个问题的威胁显然减轻了，但也并不容易解决。日本人深知这种困难。去年秋天，日本报纸以同情的语气讲道，对于那些历尽艰辛的日本士兵，战败这杯苦酒该是多么难喝。报纸请求他们不要因此而影响自己的“判断”。一般来说，遣返军人表现了相当正确的“判断”，但失业和战败也使其中一些人参加了追逐国家主义目标的旧式秘密结社。他们动辄对他们现在的地位感到愤慨。日本人已不再赋予他们那种昔日的特权地位。在以前，日本伤残军人身穿白色衣服，街上行人遇见他们时都要行礼。入伍时村里要开欢送会，退伍要开欢迎会，款以美酒佳肴，伴以美女歌舞，士兵会坐于首席。如今复员军人根本得不到那样的优厚待遇，只有家里人安置他们。在许多城市及村镇，他们受到了冷遇。了解了这种骤然变化对日本人有多么苦痛，就不难想像，这些军人会多么喜欢跟昔日同僚相聚，缅怀过去那种名誉寄托给军人的旧日本时代了。而且，他的战友中可能有人会告诉他，有些幸福的日本军队已经在爪哇、山西、满洲与盟军重新开战。他们会说：为什么要绝望？他将再度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