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什么？我们发现了执法官员或黑帮老大的干股干薪，或者，发现了一张谁也不敢欺负，否则就要引起外交纠纷的洋面孔。这些人本来与生产无关，然而，这些欧美国家视为公职、公器或公共安全的东西，却像私人物品一样进入了中式企业合约，他们的身份也随之成为企业特征。试问：这样的企业应该叫什么企业？这样的社会又应该叫什么社会？再追问一句：那些干薪干股，很可能是被迫奉送的，是在送钱或送命的形势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这也能算“合约”吗？企业真是一组合约吗？如此提问，可以逼迫我们正视中国社会的特点，正视中国企业的特点，或许还可以扩大我们对一般企业性质的理解。

    科斯对企业的定义仍是以契约论为基础的。但是契约关系并不是天生的，就如同所谓的天赋人权其实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契约关系的建立，需要真实而严格的条件，即欺诈或偷窃或暴力之类的手段不合算，不如自由交易合算。在这项条件不具备之前，中国的企业就不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

    孤云：在谈论西方思想学术大师的时候，你已经两次提到“以契约论为基础”了，而且很不以为然。那么，你认为应该以什么为基础？

    吴思：有一种更深刻的理解历史的方式，更灵活宽广的智慧。尽管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术语和名称，但思路大体是一致的。譬如，阴阳五行，一物降一物的相生相克，这叫什么论？阴阳论？斗法论？还有我们都熟悉的矛盾论，如今正在流行的有博弈论，或者叫对策论，等等，古今中外都有。相比起来，契约论就要狭窄一些。如果斗法的双方可以选择一百种招数，契约论的圈子里只圈进来十种。可以讨价还价，却不许欺诈，不许动刀子，不许砸玻璃，不许开飞机撞大楼。作为一种理想的规范，应该如何如何，以契约论为基础的研究当然不错，但我们的目标是实事求是地解释历史。站在契约论的狭窄基础上，理解社会和解释历史就难免捉襟见肘。

    官司：总要有一个人出头替本行业讨个公道

    孤云：据说写陈永贵的那本书后来还惹了一场官司，陈永贵的后人告你侵害名誉权？

    吴思：是啊，去年4月《北京青年报》连载那本书，其中提到陈永贵参加过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当过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告我和北京青年报侵犯陈永贵的名誉权，说我无中生有，杜撰情节。今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我和《北京青年报》侵权事实成立，责令我赔偿陈永贵亲属精神损失两万元，《北京青年报》社赔偿两千元。但是我们不服，已经向中级法院上诉了。

    孤云：你认为，输掉这场官司的原因在哪里？

    吴思：法庭认为，我提交的4条证据权威性不足，不足以证明陈永贵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是事实。但我认为我的证据是很强的，而且几个证据之间互相支持。最硬的一条证据，来自当时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谢振华，他也是中共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的组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在审查九大代表资格期间，陈永贵曾经向他哭诉，说自己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还说“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另一条证据，来自著名通讯《大寨之路》的一位作者，新华社记者范银怀，他说他奉新华总社之命去查陈永贵的入党时间，因为谁也说不清楚，后来就去县委组织部查档案，查到当时的党员登记表，在参加过何等反动组织一栏里，填着“参加过兴亚会”。范银怀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到此事。还有陈永贵的长子在《我的父亲陈永贵》的文章里写到，他的父亲当过伪代表，他说，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客观上保护了大家。

    还有好多证据，至少可以找七八条，当时我觉得够了，懒得找了，就交上去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