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自然的态度。例如，在古埃及，性被看成快乐之源，社会上的性禁忌很少，人们对性安之若素，毫无惊恐之感。古代近东文明都很能欣赏人类的性活动。在东方的日本和中国，也有大量坦率描绘性活动的书籍绘画，人们对性较少罪恶感。东方人在西方人看来是一些quot;正常而又幸福的人quot;。

    这种情况在近现代看来已有了很大变化，转变的方向相反：西方向性解放的方向转变；中国向禁欲主义的方向转变。当然，中国的禁欲主义并无宗教色彩，而是一种世俗的出于意识形态纯洁化意图的禁欲主义。

    在美英这些国家，有史家以本世纪20年代划线，认为在此前后人们的性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从对性的绝口不谈突然转变为对性的迷狂。自从古罗马时代以来，他们比以往任何社会都更强调性的重要性。有些学者甚至相信，此时的西方人比历史上任何时代的人都注重性方面的问题。他们对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持着quot;三缄其口quot;的态度了。事实上，倘若有火星人降临时代广场的话，双方除了谈谈性问题之外，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彼此沟通的话题了。英国也有人在说：quot;从主教一直到生物学家，每个人都在讨论这件事。quot;quot;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否有性感觉；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深恐别人不知道我们有性感觉。在1920年以前，倘若你说一个女人quot;性感quot;的话，她便会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而在今天，她不仅珍视这种恭维话，而且还会朝你频送秋波。当今我们的患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大部分是冷感及性无能。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却拼命地在掩饰自己的性冷感。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媛、绅士，因自己的性感觉而感到罪咎；而我们这时代的人，则因自己没有性感觉而感到罪咎。quot;

    （罗洛梅，第48一49页）

    福柯的观点与上述感觉大不相同，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转折--从压抑到反压抑，至少这种人人言必称性的情况发生的时间要早得多。他在《性史）里反复言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西方自十五六世纪以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什么性压抑。性被人们在忏悔中、在传媒中、在各种场合反复地言说，性不但没有被压抑，而且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

    中国的情况从表象上看，同福柯所论说的情况有很大差别，quot;性quot;的意象确实在一段时间里从文学、影视、戏剧、歌曲、美术甚至诗歌中被扫荡一空，性的研究和教育亦付阙如。作为这个时期社会氛围的典型事例可以看quot;样板戏quot;《红灯记》。在这个quot;样板quot;中，就连以为是一家人的三代人最后都发现没有血缘关系，只有革命的同志关系和抚育战友遗孤的关系。这种氛围反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反映在当时的服饰上。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74年访问中国时得到的印象：quot;中国与性别有关的穿着打扮的特点就是故意不渲染男女之间的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的性行为是一个禁忌的问题。极端拘谨的清朝传统被结合进了革命的学说里，但不包括那种与官方的清朝清教相悖的放荡的亚文化部分。卖淫不复再见，而性病已得到有力的控制；同性恋和手淫不公开讨论；青春期和青年期性关系不受鼓励，但这种关系的发生也时有所闻。quot;（穆萨弗，第521一523页）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渡过青春期的中国女性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上是最为独特的。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女性的经历；也不同于quot;文革quot;后进入青春期的一代人。前者的生长环境基本上是传统社会的文化环境；后者则近似于现代社会的文化氛围，尤其城市女性的生活环境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