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而是寻求对社会建构的结构给予限制的各种规律，或寻求其他齐一性（尽管历史决定论者认为这些齐一性并不存在）。

    历史决定论者除了利用已经讨论过的某种反证之外，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对社会技术的可能性和效用提出疑问。让我们设想一下他可能说，有一位社会工程师根据你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学制定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计划，我们假定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切合实际的，因为它与已知的事实和社会生活中的诸规律并不冲突；我们甚至假设这个计划获得了同样可行的并且已经成为新的结构的其他社会改造计划的支持。即使如此，历史决定论的论证仍能证明这种计划不值得认真考虑。它仍然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梦想，原因恰恰在于它没有考虑历史发展规律。社会革命不是由合理的计划，而是由社会力量——例如利益的冲突所引起的。据说一个强有力的“哲学家王”会把某个考虑周详的计划付诸实施，这个古老的想法是为了土地贵族的利益编造出来的神话，这个神话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迷信合理的论证会说服足够的好心人进行有计划的行动。历史已表明社会现实并非如此。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即使很好的理论构思）来规定的，虽然这些方案和其他不那么合理的（甚或十分不合理的）诸多因素会起来无疑会有某种影响。即使这种理性计划与强有力的集团的利益相吻会，它也决不会接它所设想的方式实现，尽管争取其实现的斗争是历史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实际的结局总是与理性构想十分不同的。它总是当时互相争斗的各种力量的格局的结果。而且，在任何条件下，理性规划的结果不可能成为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的平衡必然会发生变化。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

    历史决定论者还会继续说，这些论点是直接反对某种理论社会科学所支持的社会工程的实际可能性，而不是反对这种科学的本身。然而这些论点很容易扩大，以致证明技术性的理论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实用工程的冒险之所以必然失败，可以由极其重要的社会学的事实和规律来说明。但这种说法不仅意味着这种冒险没有任何实用价值，而且也意味着它在理论上也是不对的，因为它忽视了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发展规律。据说这种冒险是根据“科学”，但这种“科学”必定也忽视了发展规律，否则它就决不会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构想提供根据。一种社会科学若没有讲授理性社会构想的不可能性，那就是完全没有看到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并且必定也不知道唯一真正有效和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所以支持社会工程的那种社会科学不可能是社会事实的真实描述。它们本身是不能成立的。

    历史决定论者将声称，除了这个决定性的批判之外，还有其他理由抨击技术社会学。例如，它们忽视社会发展会出现新事物这个特点。认为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合理地构想新的社会结构这个想法，意味着我们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准确地按我们的计划使一个新的社会时期出现。然而，如果这个计划的根据是探讨社会事实的科学，那么，它就不可能说明内在的新特点，而只能说明新的排列（参阅第3节）。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新时期有它自己内在的新颖性——这个论点必然使任何详尽的规划归于无效，而这种规划所根据的任何科学就不能是真的。

    这些历史决定论的理由可以应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所以经济学不能给我们提供汪何有价值的关于社会改革的信息。只有某种假经济学才会设法为理性的经济计划提供根据。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必需有助于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见未来时期的轮廓，但它不可能帮助我们提出和实现某个新时期的详尽计划。社会科学是如此，经济学